曹建墩 岳晓峰：早期中国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在逻辑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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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考古发现业已表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是在东亚的地理环境内独立起源，逐渐演进形成的文明体。中国文明从史前到西周，由质到文，是“历史而逻辑地”演进的结果，具有本土性、内源性、连续性、稳定性等特征。本文用“内生性演进”来概括指代早期中华文明的独立演进模式与演进脉络。以内生性演进为原点来分析早期中国文明的生成，探索早期中国文明内生性演化的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有助于形成对中华文明的整体认知。

　　中国文明的形成是内生性演进的结果，自成体系，自有因果，有其内在逻辑和历史逻辑，是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所谓内生性演进，是指在文明的母体中独立起源，并以自己为主体发展演进，具有自己的演进路径和文明化进程，其演进是由内部动力和各种因素的矛盾运动推动的，而不是依赖外部力量完成自己的文明化进程。中国早期文明是文明体“内部”不同地区的人群按照其固有的地理环境和生业方式，相互交流融合，逐渐抟聚形成的文明体，是由自身的社会矛盾运动推动而演进的。具体而言，中国早期文明内生性（endogenous）演进的内涵，有如下几点内容。

　　第一，中国文明独立起源与发展。考古研究表明，中国文明是地理环境、人文环境、不同人群社会活动等各种要素综合作用下独立发生与演进的，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形态。关于中国文明最早的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母体，张光直曾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认为自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有土著起源和自己特色的几种区域性的文化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更大的文化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李新伟认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后半叶，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发展的基础上，发生了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为核心的各层次、各方面的深入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联结成为一个在地理和文化上与历史时期中国的发展均有密切而深刻联系的文化共同体，亦即“最初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是早期文明演进的地理舞台，也是文化的舞台，不同的区域文化相互碰撞激荡、交流与融合，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其中，中原文明逐渐取得核心地位，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文明演进的大幕。

　　第二，中国早期文明化进程具有独立性，具有独特路径、独特模式。考古发现表明，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是多元一体的模式，早期国家的形成路径具有独特性。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问题，早期学界有“中原中心论”“黄河中心说”，后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学界又提出了“满天星斗”“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等模式。中华文明是多元文化汇聚一体的结果，“多元一体、连绵不断、兼收并蓄”被普遍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一个总体性特征，这已成学界共识。

　　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有其独特的路径。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路径，是从父系血缘组织演进到国家，然等级与阶级的形成并没有脱出家族—宗族结构，国家建立在父系血缘族组织之上，国是族组织的扩大。父系血缘组织在早期文明演进的特质是其与的结合，这就使整个国家结构一方面具有血缘性格，另一方面国家则必须将建制建立在族组织的基础上。与父系血缘组织的结合，这是理解中国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三，中国早期文明具有主体地位，在文化本位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与吸收融合。所谓内生性演进，并不是指中国文明没有受到外来文明因素的影响。考古资料显示，青铜冶炼技术、马车、小麦、大麦、马、牛、山羊、绵羊等，都是从西亚传入中土的。不可否认，外来文明因素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发展动力，但对于外来文化，中国文明则是将之加以改造，融入自己的文明和物质文明建构中。刘莉、陈星灿观察到，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国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外来技术经中原居民改造，纳入本土的社会与精神观念系统。青铜冶炼技术主要用于铸造青铜礼乐器和兵器，而青铜礼乐器主要用于祭祀、燕饮礼、朝会等礼仪中，可以建构王权威仪，强化王权控制力，巩固以王权为核心的秩序。青铜礼乐器从而具有华夏特色的礼制意义与意义。车马在先秦社会除了基本的乘坐功能，也被化、社会化而主要用于军事与统治。

　　因此，中国早期文明演进中，异质文化的汇入增加了新的助推力，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内容，然文明的路径和主体性仍然不变，这些外来因素并未改变中国文明演进的路径与方向，早期文明的基本面貌比较稳定，文明的根系基本稳定，文化传统传承有序。异质文化的融入，反而更彰显了中国文明内生性演进的独特性。

　　第四，文明演进具有内生动力。内生性文明的演进动力，来自文明体内部的社会矛盾运动，其动力源来自内部。强调文明演进的内生动力，并不是否定外在力量的汇入。如上所述，中国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进程中兼容并蓄外来文明因素，加以改造并融入自己的文明血液中，从而成为文明演进与发展的助力。

　　所谓内在逻辑，指事物的内在规律与内在原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文明体，自然有其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非此不足以解释其独特的演进进程与文化连续性，也不足以解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对早期文明内生演进的内在逻辑进行诠释是相当复杂的任务，非本文所能囊括，大体而言，需要考察内容如下。

　　其一，文明演进的动因与机制。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生业、人群习俗等差异，早期文明中多元区域文化各自有其文明起源与形成模式。那么在早期文明多元一体的文明化进程中，其一体化的动因与机制是什么？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多变量互动的结果，是历史合力的推动，其中既有“天地人”等独立变数（即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经济人文环境、人口因素等），也有对文明演进产生影响的复合变数（主要是经济、技术、社会与宗教信仰、思想等）。文明的演进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有主因有次因，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等因素在早期文明中的制约作用较大，而社会组织、制度、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等复合变数对文化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大。中国早期文明演进是社会复杂化、社会组织发展的结果，其中关键是权力体系，较强的控制力是国家形成的关键因素，尤其是空间上对各地方区域组织的控制，以及对政体内部社会成员的控制。由于王权是控制力的集中体现，因此王权体系的形成与演进是文明演进动因机制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二，早期文明的内生动力与持续性发展的动力。资源是早期国家生存的重要凭借，越是在文明早期，资源的获取往往对聚落和城市兴衰的影响越大，获取资源是组织形成的重要动因。张光直提出，由于青铜器对于早期国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因此三代都制及其迁徙可能都与控制战略资源相关。资源固然可以由人贪欲的刺激推动而通过开疆拓土、战争征服、贸易等手段来获得，但资源的分配却是问题。因此，文明演进的持续性动力主要应从文明内部的社会与文化角度来诠释。

　　其三，对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独特路径、文明演进模式、文明的特质等进行综合诠释。中国文明的动态演进模式是多元而又具有一统性，即周边向中心聚合的文明演进模式。这种文明一体化的演进模式，其内在动力是什么？中华文明是在多元区域政体的兼并凝聚与文化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对于早期中国文明来讲，组织力、凝聚力、向心力对文明的一体化演进尤为关键，这是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否则分散林立的邦国部族难以形成合力，即“莫能相一”。中国文明的演进发展是在危机与社会冲突中进行的，早期政体是否具有“内弭争端”“外应挑战”的能力，尤其是在先秦社会族群迭兴的宏阔时代背景下，族群的凝聚力、向心力对其生死存亡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人是具有文化选择能力，可以创造历史的理性动物，文明演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人类社会活动内部生发的动力。因此，应主要从人这一因素寻找其内生动力，应从人的社会活动的历史脉络中探索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在逻辑，应主要考察人类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应对社会矛盾而进行的创制与文化创造等社会活动。一个文明体如何因自然、、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做出调适以求生存与发展，这就需要从历史动态的角度，借古学发现，来考察文明的动态演进，从中寻找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与原则。由此，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内在逻辑，其实即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某种意义上说，考古学与历史学又是一门诠释学。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合力”的结果。文明的演进同样也是由多种力量交错形成“合力”相互作用的，是地理空间、经济生业、、社会、思想等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考察。早期文明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动因与机制是什么？对此，学界从中原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中原核心区与周边文化区的互动与交融、中原文化的包容与开放等多角度进行过深入探讨，成果丰富。文明的演进是人类创造性实践的逻辑展开。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中国早期文明的演进内容大致包括：一是多元区域文化由兼并、融合而导致政体组织逐渐扩大；二是社会矛盾内在动力的作用导致从聚落进而形成早期国家；三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文明内涵日渐丰富，进入一定的层次与发展阶段，出现了表征文明发展程度的物质文化与意识形态。考古学上观察到的文明，其实是、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文明是的产物，是与文化均达到一定高度的结晶。一个文明体演进的动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需要从组织的能力与文化创造力等视角来考察。

　　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基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了应对生存压力，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而建立组织，进行文明创制，是文明演进的基本推动力。文明是在人类社会组织主导下产生的，社会组织在古代文明的创造中起着关键作用，物质文明是古代社会组织各种功能的物化表现。国家组织是古代文明发生发展过程中起根本性、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也是古代文明的最本质特征。早期文化发展演变的动力系统及其各种机制必须从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的内生动力中去寻找。中国早期文明一体化演进的内在逻辑，存在于占据主导地位的政体是否具有较强的控驭力、组织力，是否具有文明创造力与文化的适应性，即视角是否以诠释文明演进内在逻辑为焦点。国家控制力与组织力在早期社会中表现为王权控制力。王权为一种权力体系，一般而言，早期国家进程中王权的来源有经济权力（资源、财富、食物等控制与分配权力）、权力（军事权、主祭权与族权等）以及意识形态权力（宗教、价值体系、意识形态生产与解释权等）等，它们互相联系，共同作用。本文主要考察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

　　无论是单一的邦国还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国，必须有一套或简单或复杂的策略和统治技术以维护组织的存在、运转以及权力的实施。中国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形成的策略和统治技术，集成为一套制度体系，支撑着组织的存在与运转，是控制力与凝聚力的基础，这套制度体系即礼制。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离不开创制，而所谓创制，即创立礼乐制度。礼治是早期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在早期文明中，宗教信仰、价值体系、社会观念等抽象的意识形态具体体现在礼制上，而组织的稳定性与凝聚力的重要凭借也是礼制。从考古学上看，三代社会的都城具有礼仪中心性质，城中有宗庙建筑、祭祀遗存，出土有青铜礼乐器、玉礼器、陶礼器等礼仪用器；无论是良渚文化的贵族墓葬、琮璧等玉礼器、祭坛，陶寺文化的观象台、彩绘陶龙盘等礼器，还是夏商时期的祭祀遗存、宫殿宗庙建筑以及发达的青铜礼器、玉礼器，直至甲骨文和金文关于祭祀、军礼、朝觐册命等礼仪的记载，都形象地告诉我们，礼制在先秦社会中是重要的控制手段，当时几乎所有的物质精华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用来建构礼仪制度，用于统治和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的建构。礼可以定名分、序民人、别尊卑、明贵贱，是早期政体为了增强控制力的统治技术与策略，是进行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的综合规范体系，其全方位、多层次、多面向地发挥着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礼对于早期社会组织力、控制力、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当礼制完备并得到有效实施时，则国家控制力、组织力较强，国家稳定，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当礼崩乐坏时，则国家控制力下降，纲纪解纽，社会将会陷入，整个资源分配体系与政权体系将会重新洗牌。

　　早期社会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礼制的实质是根据贵族的等级身份来分配经济利益，来建构社会秩序。贵族阶层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渗透于礼制的各个方面，主要是指意义上的“分”，按爵位（序爵）、宗法尊卑、嫡庶亲疏等来分别尊卑，礼制秩序即要求建立在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基础上。礼制是为了维护权力体系，然而权力体系的内在逻辑是进行资源的调控与分配。《荀子·礼论》明确提出调控资源分配是礼制产生的原因：“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由于资源有限而人贪欲无限，这就会导致人类社会为争夺资源利益而激化争斗冲突，因此人类社会需要建立组织，确立制度，以维护社会秩序。从深层次功能上分析，礼制是为了调节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是为了避免争夺资源而导致的社会控制机制。礼制产生的动力机制之一即维持和强化权贵阶层的权力控制体系（包括权力的集中与分配，体现为职官制度、名分爵位等），这种权力体系的目的则是对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礼乐器、贵重品等）的控制分配，维护这种礼制秩序，实质上是维护资源分配体系。

　　礼是进行社会整合的规范，可以协调天地民神人的关系，尤其是在调整君臣、父子、夫妇等伦理关系，建立和谐的人伦秩序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史记·商君列传》：“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史记·匈奴列传》：“（诸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这说明华夏族重视人伦秩序，重视伦理道德，戎狄则父子无别，无华夏族群那样的人伦秩序；戎狄虽然各部落自有君长，但由于具有分散性，导致其组织力、统合力较弱，难以形成大一统的集团。华夏农耕定居民族更容易兼并融合成为一体的文明体或政体，在这种农耕定居的形态下，一统的王权更容易产生，其中伦理与礼制是华夷之别的重要内容，当然也是华夏族群引以为傲的先进制度与文化体系，更是形成向心力并促进华夏族群与文化认同，使族群凝聚的重要因素。

　　由于早期文明的伦理性与血缘性格，使礼制具有一种内向性的集体取向。族是三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不仅是依靠血缘纽带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而且是一个、军事组织，宗族成员依附于宗族，依托宗族的庇佑保护，宗族之命运、利益与每个成员之命运、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宗族的地位决定。因此，在这种宗族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意识是一种基于宗族本位，具有集体取向的集体主义。建立在血缘氏族与祖先崇拜基础上的亲亲、血亲、族类意识与丧祭礼有机抟聚在一起，构成了早期华夏集团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深层次精神动力，是早期文明演进的重要助推力。三代社会主流价值观比较重群体利益，强调集体至上，体现于观念上，即重视宗族集体的秩序和谐，重视家国秩序的和谐，反对战争和争夺，具有一种集体取向的家国情怀。这是三代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基本价值取向。

　　综上，礼制是一种先进的文明形态。这种以为基础的文明形态使中原组织具有一种制度上的先进性，保证了组织与权力体系的稳定，为文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明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是推动早期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之一。大量的史前至西周时期的考古发现，如陵墓、祭坛、观象台、宫殿建筑，以及礼器、车马、旗帜等礼仪物化形式，都是文明的物质遗存，更是当时社会构建意识形态权力的物质体现，彰显意识形态在先秦社会具有重要地位。一个组织为了增强控制力与组织力，获得合法性并神圣化权力，掌控意识形态权力是运作的应有之义。

　　意识形态涉及宗教观、宇宙观、观念、伦理道德等内容。意识形态生产需要借助于知识生产（宇宙观、农业生产方法、天文历法等）、巫术占卜技术、礼仪规范等。在早期文明化进程中，权力会通过神话、艺术、礼仪、宗教等方式来建构知识，通过话语体系将意识形态向现实转化。统治阶层获得意识形态权力的途径主要是对知识生产和技术的独占，尤其是宗教知识、艺术和交接天人的技术手段等更是为统治阶层所独占。统治者通过礼乐创制，控制了意识形态的阐释权，并付诸礼仪制度等实践。为了增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与认同，早期社会会在同一族群内部共享同一的价值观、礼乐制度、宗教信仰，并使用共同的文化符号（如礼器、玉器），实践共同的文化活动（如礼仪），以实现控制。

　　意识形态不仅可以为王权提供合法化论证，而且在强化社会内聚力和建构权力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宗理道德对于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社会的组织力很大程度上依靠血缘组织力。父权血缘组织以及血亲观念的发达，导致早期政体非常重视以亲缘纽带（血缘和拟血缘关系）来整合社会关系，利用血缘情感来增强组织力和社会凝聚力。史前至西周、春秋时期，父系血缘组织中存在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的族类意识是一种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普遍性的共同体观念。这种封闭性的族类意识导致早期社会的宗庙祭祖存在血缘意义上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宗族会利用先祖崇拜来建构“我者”与“他者”的界限，强化宗族认同，并利用宗庙祭祖礼“尊祖敬宗”，强化宗族成员的本源、本根意识，从而在华夏境内形成一个个以宗族为中心的独立祭祀圈。这种族类意识和族群共同体意识可以强化宗族成员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宗族组织内部的凝聚力。

　　将血缘关系化是早期社会统治的鲜明特征之一，其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人伦关系和人伦情感化，形成了一种伦理型的宗法形态。三代社会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家国同构的模式，国的治理与家的治理具有同构性。在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人伦秩序即秩序，人伦关系既是社会关系，也是关系；宗理既是协调宗族成员关系的道德准则，也是宗法协调关系的准则。三代的宗理道德是根植于血缘组织这一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组织是宗族，这即决定礼仪规范的功能之一是为了协调规范宗族成员的关系，凝聚宗族成员的向心力。

　　正是由于与血缘组织的结合，先秦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早期文明的一个特点，是更多地依赖“非契约性关系”，重视道德的协调机制，以减少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使社会成员形成凝聚的群体。早期社会中权威的建立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强制性权威，即依靠暴力机关，采取军事、刑罚等手段建立的强制性权威。第二种是自觉服膺的权威，即统治者的道德权威。后世如孟子提出的王道和霸道即是这两种权威类型。意识形态权力实质上是文化权威，其更大意义上是道德权威。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道德与结合，形成了一种道德模式。从角度看，利他性的道德也是形成社会凝聚力的重要要素。道德本身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号召力，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耕文明社会来讲更是如此，族群的凝聚有赖于首领“恤民为德”的道德感召力，道德本身即是组织力的来源。早期的领袖人物往往会依靠利他性的布施来感召民众，首领之德是一个政体良性发展的保障，否则轻则失去民心，重则丧家。这种以德服众、以德聚民的模式是早期中国文明的一大特征，在先秦文献中此类论述比比皆是，不烦赘引。君主之德是获得天命与民众支持的关键因素，道德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这是史前至西周的文化传统。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德政传统，这已成为华夏民族的一种信仰，它使早期社会超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的族类界限，而将的内涵与边界大大拓展，使华夏文明具有更大包容性，具有一种强大的文化整合力。

　　意识形态是推动早期文明演进的动力之一。但早期社会意识形态权力的建立主要依靠礼仪制度作为载体，天命、天道、道德观念、等级观念等均注入礼仪制度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通过礼制体系来体现。三代的王权、宗教信仰、宗法等均与礼制密切关联，而礼制涉及天命观、宗教信仰、宗法思想、等级观念、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是这些观念形态的载体和依托，礼制体现了三代社会的、经济、社会、伦理、道德等诸多观念。因此，礼制是制度与观念的综合体。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持续动力即在于这种具有向心力、凝聚力的礼治模式。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以血缘亲亲情感为纽带的礼制具有内聚力与黏合力，是早期文明内生性演进的助推力之一，也是中华文明能够长期维系的深层次根基之一。它使一个文明体更具有发展的动力与基础，更容易形成聚合与文化融合，凝聚成更大的文明体。当一个政体的控制力由于血缘组织力衰落，道德感召力的破坏，地方分离倾向等原因衰退时，礼制文化认同仍然是纽带，文化的聚合性、黏合力仍然存在。张光直曾指出：“中国古代王朝的王朝循环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关系，它仅仅意味着个别社会集团命运的变换。”从此种意义上说，早期文明连续性的根基即在于这种具有黏合力的礼乐文化体系。

　　中华文明是一个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文明体，内部不同区域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与同步。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原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优势，其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广泛吸取周边的文化元素，不断地汇聚、融合不同的族群和文化，逐渐取得优势地位，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主导力量与引领者。中原文明的先进性不仅体现于青铜铸造技术、农耕技术等，更包括文明的创制（文字、天文历法等）、治理体系和价值体系，比如：建立在血缘等级制度上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适应这种社会结构的礼乐制度和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建立在复杂等级秩序基础上的王权体系以及统治技术，例如礼治模式和建立在道德凝聚力基础上的道德，这些治理模式均有利于强化组织的控制力与组织力、凝聚力；长期文明演进进程中形成的革新观念以及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适应性能力；等等。文明的演进也是人类运用智慧解决冲突的制度体系的演进。早期中原社会重视秩序和谐，追求协和万邦的理想，试图以礼乐文明来调和冲突，以合作、协和、谦让来取代冲突，均体现出一种高度的智慧，是中国文明的特质。

　　抟聚与多元文化融合形成的文明体内蕴较大的能量，使中原文明具有一种高位势能。这种高位势能产生的效应有：第一，具有强烈的辐射动能，伴随着疆域的扩展而向外进行文化辐射；第二，由此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旋涡。赵汀阳将中原地区的向心力比喻为“旋涡模式”，认为中原的吸附力是由于其“拥有一个具有最大附加值的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之所以具有号召力，决定性因素就是汉字、思想系统、天系的雪球效应，从而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向心力。如学者指出，“旋涡模型”呈现出的这种由外向内的向心动力模式，明显区别于帝国由内向外扩张的模式，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并非扩张型帝国，但同时又在不断扩展。如果说中华文明的“重瓣花朵”模式是一种静态的形容，那么从动态演进角度而言，文明的演进犹如“旋涡式”的抟聚，逐渐形成具有传承性的治理模式、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与文化模式，逐渐形成一个内向型、聚合型的文明丛体。这种文明丛体具有一种内旋式的吸附力与聚合力，犹如旋风，在历史的动态演进中不断扩大与吸附同质和异质文化，使自己成为更大的多体系文化复合的文明丛体，同时由于其具有高位势能而不断向外辐射。

　　这一文明旋涡的内核是一种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价值理念引领文化发展方向，它是形成一个文明体的关键要素。价值体系是文明内生性演进中形成的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价值决定文化特质，是导致不同民族文化差异的核心因素，是文明的基因。早期中国文明稳定性、连续性的重要原因即在于这一文明体的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而且，在早期文明的演进中，华夏族群逐渐形成了崇尚传统与变革精神交织的文化心理结构。前者主要体现在“返本复古”“报本反始”“敬天法祖”的文化观上，但华夏文明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文明，在其文明体中孕育着应时变革的文化精神。华夏文明具有一种崇本尚用、贵本节用的实用理性，具有一种世俗化的理性主义，而实用理性本身即潜在蕴含着与时偕行的变革精神，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这种开放性体现在《礼记·礼器》提出“礼，时为大”的主张上。《礼记·礼运》也说：“故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意即制度与文化需要应根据时代的变化做出调适，而不能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它要求审时度势、与时更新、随时制宜、因时而变，并持中守正，保有“中道”。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内在生命力，就在于这种能够与时俱进、顺时变革的适应性。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与稳定性，需要从这种旋涡式文明体的历史逻辑中探寻其内在逻辑，即从文明的历史演进中解译其连续性密码。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第一，早期文明历时性演进中具有内在的传承性。从史前至夏商西周，文化的传承性，考古学上可以列举如下。

　　一是符号体系：从史前龙山时代至西周，权力的象征符号，即礼制的象征物存在延续性。例如商代礼乐物化符号有青铜礼乐器、玉礼器等，其中很多源于史前文明，经过商王朝的重组与整合，成为商代礼制的象征物及权力体系的制度化表达方式，并用于礼仪制度的建构中。西周王朝的礼制符号大部分继承了商代的传统，例如青铜礼器、玉礼器等，经过周王朝的整合并赋予新的意识形态内涵，成为周礼的象征符号。这些象征符号反映出三代社会意识形态也存在一定的延续性。

　　二是丧葬制度：首先，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以长方形竖穴土坑为主，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一般墓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贵族墓葬还随葬有青铜器、玉器等礼器。这种丧葬方式为商周两代所承袭并加以发展。其次，龙山时期至夏商西周时期，贵族阶层隆丧厚葬的精神一以贯之，主要体现在丧葬制度上。丧葬中的身份标志物，比如棺椁制度、车马殉葬、礼乐器随葬等，各时期在具体细节上存在种类和隆杀等差异，但通过标志物来彰显身份等级的精神，则三代如一。最后，聚族而葬的族葬制从史前到西周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充分体现出父系氏族组织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充分表明三代社会高度重视血缘纽带和亲亲原则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从丧葬制度可以看出，等级制度与等级观念，以及建立在血缘族类意识基础上的亲亲观念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三代礼制的基本原则，具有一脉相承的连续性。

　　三是信仰层面：史前至西周，玉石器、陶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龙凤纹、雷纹等纹饰延续下来，显示出鬼神信仰的继承性；此外，神秘的玉柄形器，在湖北省天门市肖家屋脊遗址就出土七件，其形制与器身上的花瓣形、竹节形纹饰等都与二里头遗址及殷墟出土的同类器很类似，似乎说明宗教信仰具有继承性。

　　从考古学文化内在的传承来看，可以发现作为大传统的礼乐政教模式具有稳定性，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连续性，充分表明礼制在早期社会的作用与地位。礼乐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古人称之为常宪、常法、典常等，并将礼仪法度视作先王之道，如《荀子·君子》云：“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国语·周语下》云：“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上古礼制被视作遵循了“天地之度”“四时之序”“民神之义”“生物之则”等原则，故而具有神圣性；其又被视作先王治民之常道而遵循之，故礼乐具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性。早期社会“敬天法祖”遵从传统的尚古、尚常观念，是文化保持连续性的观念基础。“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礼乐政教为华夏族群的模式，是华夏文明的内核，其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治理模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形态以及文明的根基。

　　第二，在早期文明的疆域扩张中，控制与礼乐文教相结合，“揆文教”是征服融合的主要手段。早期中国的疆域拓展伴随的是礼乐文明、价值观的辐射，是礼乐文化的传播与生根，其结果是扩张后的政体依靠礼乐政教进而融合成一文明体，文明的边界不断扩大。

　　史前社会通过兼并、结盟、联合等方式凝聚成更大的政体，为了支撑政体的稳定与发展，会有意识地进行文化整合，创建具有包容性的文化体系，形成共享的意识形态与礼乐制度。为了统合内部的多元力量，早期政体依靠道德文教“柔远能迩”以“协和万邦”。从考古学上看，青铜时代中原周边各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礼乐文化的辐射影响。二里头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文化扩张体现在器物上，主要是陶质酒礼器（如爵、鬶、盉、觚）、玉质礼器（如圭、璋），而少见日用普通器具。这似乎表明，二里头文化似有“以夏变夷”的文化举措，且是以礼乐制度作为文化扩张的重要内容。商王朝建立后，也曾向东方、南方扩张，并将商的礼乐制度向周边传播，说明商王朝也试图在被征服地区推行礼乐文化与意识形态。殷周后，周族统治的疆域空前扩大，不同的异族势力也被纳入“天下”的版图。周人的理想是“燮和天下”，在与周边异族势力的相处中，形成了一种怀柔远人的文德理念。“燮和天下”与德治策略使周王朝超越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的族类界限，而将礼乐德教“施及蛮貊”，使“天下”又成为一个具有人文道德意义的概念。周人由中央到地方、由华夏到四夷，不断通过征服、融合、推行礼乐文教等手段，将礼乐文明播迁到各地。经过宗周社会几百年的礼乐文化向外浸润与对异族文化的同化，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化同质性日趋加强，不仅华夏诸侯国对“德礼”模式以及周礼文化生活方式形成了高度认同，而且华夏之外的族群对周礼文教也产生了文化认同。从考古材料看，山西境内的倗（绛县横水墓地）、霸（翼城大河口墓地）、翟柤国（绛县雎村西周墓地）这些戎狄国的贵族，虽然其丧葬制度还保留本族之俗，但其礼器大多属于周系，主体上已经是华夏礼制了，表明这些异姓诸侯国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周礼，上层主体文化已被周文化所同化。另如，周人对东方的海岱区经略，“变其俗，革其礼”，以推行周礼为主，辅以联姻，又允许各国一定程度上保持自己的礼俗，经过长时间的文化融合，东夷族群对周礼形成了较高程度的认同，如济阳刘家台子逢国遗存、长清仙人台邿国和莱阳纪国的贵族墓葬均随葬有典型的西周铜礼器，说明不迟于西周中期，周礼已经推行至海岱区全境，海岱旧国的上层贵族接受了周礼，也表明周人的礼制思想、价值理念逐渐被地方统治阶层所认同。西周社会几百年的礼乐政教，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和文化认同的华夏文明共同体。周礼成为华夏自我认同的文化符号，礼乐文明成为华夏族群共同的文化模式。秦汉以后，随着国家与民族的演进，脱胎于周礼的华夏礼乐文明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礼乐成为华夏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的符号，成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核心要素。

　　综上论述，在早期文明一体化进程中，中原文明的文化内核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无论是纵向的历史演进，还是横向的空间扩张，中原文明的内核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早期文明的连续性与这种文明的演进模式有密切的关系，即早期文明的抟聚与疆域扩张，是以文化融合为整合多元力量的方式，以推行礼乐文教为文明扩张的方式，以道德文教为社会整合的主要原则。这一文明演进的模式是中国早期文明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