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抱真：从抗日名将到首任市长

　　梁立文，郑抱线月生于合肥。曾任淮南市经贸委主任、市秘书长、市常委会副主任，现任淮南市企业（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他是传奇人物，在风云诡谲、政局动荡的近代中国，他从迷茫彷徨到奋起，最终成为一名皖江抗日名将；他是时代风云的者，以合肥市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参与了新中国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他就是合肥市首任市长郑抱线周年。日前，郑抱真同志的外孙梁立文为我们讲述了外公不平凡的一生。

　　1897年3月6日，外公郑抱真出生在安徽省寿县(今长丰县)吴山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兄弟三人，因排行老三，人们叫他“郑三爷”。贫困的生活，艰苦的童年，使逆境中成长的外公磨练出一副嫉恶如仇、正直勇敢的性格。

　　1924年外公跟随他哥哥郑绍成投身，并随后在大哥的带领下来到上海，毅然投入他大哥的拜把兄弟王亚樵的怀抱，并加入了他的“斧头帮”。“斧头帮”是一个以抗日为主，内杀贼、外抗侵略者的在上海滩非常有影响的抗日锄奸集团，1929年改为“铁血抗日锄奸团”。在该集团的核心领导中，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外公负责内外联系、行动谋划及武器配备等，并奔走于上海、南京、北平、广州、等地,积极组织策划抗日锄奸活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外公协同王亚樵组织带领一支两千多人番号为十九军淞沪抗日救国义勇军的队伍，迅速开赴前线，进入各个战场，巧妙迂回配合第十九军有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使日军进攻上海不断受挫，损失惨重；外公和他的战友还于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炸伤包括侵华日军最高司令长官白川义则大将在内的13名日伪重要人物，使侵华日军高层受到了沉重打击。这是我民自“九一八”到抗战胜利期间击毙的侵华日军最高长官，不仅世界，也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事件。

　　在开展抗日锄奸活动的同时,外公还积极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等频繁联系，从各个方面支持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外公引荐王亚樵与李克农会面，此后，上海地下党多次通过外公商请王亚樵帮助筹集经费办印刷厂、开书店、支持东北人民抗战等事项，都得到了王亚樵的积极支持，每次都很地解决。

　　在上海的“铁血抗日锄奸团”期间，外公还组织和参与了几次重大的锄奸行动。一是组织发动三大军蒋介石；二是参与策划到庐山、南京暗杀蒋介石；三是直接参与刺杀汪精卫、宋子文等行动。使如惊弓之鸟，极大地推动了反蒋抗日的热情。蒋介石对王亚樵等非常恐惧，在蒋下达的“缉拿”名单中，王亚樵的赏格为100万大洋，外公为50万大洋，并命令戴笠尽快捉拿或暗杀王亚樵、郑抱真等“斧头帮”主要。

　　1936年10月20日，当王亚樵不幸被后，遗体被外公外婆等人安葬。1937年“七七事变”后，一直匿居在广西的外公回到家乡寿县，组织成立了抗日武装——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外公担任支队司令后，带领群众拿起武器奋力抗击日本侵略者。支队组建期间，外公一直与寿六霍中心县委黄岩、寿县县委委员董吉贤保持密切联系，积极与合作。1938年10月, 他毅然决定率部参加新四军，随即被任命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纵队长。1940年，经新四军副军长逸、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兼戴季英、淮南抗日联中校长裴济华三人介绍，外公被批准加入中国，实现了他多年的“怀抱真理救中国”的夙愿。

　　1940年6月,外公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纵队副司令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配合主力部队反、反摩擦，津浦西抗日救亡斗争阵线，经常冒着生命带领部队战斗在最前线。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 津浦西地区部队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十分困难,常常是吃不饱、穿不暖。他作为司令员带头响应，以身作则，开荒挖地。一有空便早早起床，肩背粪筐，一边拾粪，一边检查生产情况，寒冷冬天也如此。大生产运动使西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呈现兴旺的景象。特别是藕塘镇，市面上行人熙熙攘攘，商品琳琅满目，抗日军民称其为“小莫斯科”。

　　1943年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华中局及新四军军部关于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外公转任津浦西专员专员。在任专员期间,他不徇私情、赏罚分明，郑侠是外公的亲属，因他在任津浦西专署宣传科文书时，工作失职、、经教育仍不，1945年6月4日外公签署专员通令：“兹决定撤销郑侠职务，准予在西根据地内为民，特此通令，仰各知之。”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后，外公改任华中第四行政区专员。自此，他离开津浦西地区，在苏皖边区临时参议会任职。为建设和平、、团结的新华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战争期间，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外公从津浦西到苏北，经山东直到东北通化，一风尘仆仆，历经艰险，带领西地区各级干部、职工和家属胜利地完成了大转移任务，为保存大批党的干部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千年古城回到人民的怀抱。2月1日，合肥市委、市正式成立。黄岩任合肥市委首任、外公任合肥市首任市长。此时，正在山东临沂的黄岩和外公等人日夜兼程，奔赴合肥，负责接管工作。当外公和黄岩等人乘坐一辆旧汽车经过定远县严家桥时，不幸翻下河去。随行人员见他眼镜跌失、满脸是血、多处受伤，都劝他养好伤再去合肥。但他想着市应尽快开展工作，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带伤赶往合肥。

　　解放之初，合肥百废待兴。外公担任合肥市市长后，一方面领导群产自救、发放救济粮，一方面整顿社会治安、安定，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组织民工支援大军渡江。外公还创造性地发行了地区性信用公债，极大地解决了金融困难，并且为促进物资流通、繁荣经济，他并创办起了合作社，在城里开设了农民招待所，这都在老百姓中传为美谈。

　　虽然外公任合肥市市长的时间并不长，但就在他离任前夕，凭着过人谋略和胆识，成功破获一个隐藏很深的军统组织。1949年3月末的一天，外公得到情报，合肥地区有不明活动，由于使用者十分，军管会采取几次行动都没有抓获。外公晚饭后对着合肥地图看了很久。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卫士由洪家花园出来，在四牌楼附近转几圈，就往西南方向一直走到德胜门的城墙上，走走停停。中午回到办公室，又看了一会地图。命令卫士在德胜门外南园附近找找看有没有外地人居住。三天后卫士汇报，发现一户人家，不像一家人，像上下级。郑抱真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成功破获潜伏小组。抓获军统少将组长、上尉报务员等多名。时任安徽省委兼省的得知后赞许：“这是郑抱真同志的绝招，是大军渡江的喜讯，抱真同志功不可没！” 行动使失去了重要情报来源，为大军渡江提供了保障。

　　1949年4月初，长江以北安徽地区全部解放。4月3日，经中央批准，安徽境内以长江为界分别设立皖北人民行政、皖南人民行政。4月，皖北区委和皖北人民行政正式成立。中央任命宋日昌任皖北行署主任，郑抱真、李任副主任。郑抱真负责皖北行署的常务工作。

　　皖北行署下设合肥市、蚌埠市、淮南特区及阜阳、宿州、滁州、六安、安庆、巢湖等专区和50多个县。在皖北人民行政3年多的任期内，外公与宋日昌主任（1950年3月由黄岩接任）、李副主任等发布了许许多多命令、训令和批示，出色地完成了支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建设、剿匪反霸和生产救灾、兴修水利等重大任务。他还参与领导了皖北人民的支援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听家人和他身边工作人员说，外公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穿着、饮食、住房都无过高要求，总是随遇而安。他任皖北行署常务副主任期间，安徽正遇，为检查灾情和生产救灾情况，他多次带着工作人员深入蚌埠、淮南、滁州、阜阳等灾区一线查看灾情，了解群众受灾缺粮的具体情况，与灾区干部群众商讨灾后的生产自救措施。有时住在区里，吃的是粥和半干半稀的菜饭；有时和大家一起不顾暑热、蚊虫叮咬，吃住在船上。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决定撤销皖南、皖北人民行政，成立安徽省人民。8月15日，安徽省人民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合肥。曾希圣同志任安徽省人民，外公被中央任命为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第一秘书长。1953年9月，他调任安徽省人民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省长黄岩兼任），主持日常工作。

　　外公有着超强的组织纪律性，从不计个人的名利地位，无论安排在什么岗位，都能自觉服从党和工作的需要。据当时担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的郑淮舟和副秘书长丁继哲回忆，他虽然是一位在旧社会闯荡多年、见过大世面、阅历很广的人，但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旧社会那种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团团伙伙的坏。他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待人诚恳，作风，没有一点官架子，更像一位忠厚的。

　　新中国成立后，外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终因劳累过度病倒了。1954年在上海华东医院确诊为食道癌，并已到了晚期，虽经全力抢救，但还是于1954年12月1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57岁。外公虽然逝世60多年了，但他富有传奇色彩、追求真理、刚正不阿、不懈奋斗的一生，却给我们后辈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一笔宝贵的财富，是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