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哥杂谈：推荐一位大师

　　各位事友安好。您可能还在上班，我们今天开始放假，30日（端午节）上班。假期，最喜欢在家看书，烟茶相伴，很惬意。今天我陪大家，给您推荐一篇马一浮先生的词，共赏。

　　人，中国国学大师、一代儒，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师”之称；总理曾称他是“中国当代理学大师”；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是诗人和书法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于古代哲学、文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丰子恺推崇其为“中国书法界之泰斗”。

　　他年纪轻轻，已经创造了一段难以企及的辉煌：1883年，他出身浙江绍兴的诗礼世家，自幼天资过人，学业卓异，十六岁时参加县试一举夺魁，从此名闻乡里（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时与试，都考了三十几名）；随即，他被浙江名绅汤寿潜看中，招为乘龙快婿，抱得美人归；翌年，他到上海改学，又很快学有所成，几年后便精通数门外语，和朋友办报宣传思想，成为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弄潮儿；1903年，他因英文优异被聘为清驻美的职员，到美国圣易斯市任职，后来又去欧洲游历，沐浴欧风美雨，遍窥典籍，甚至开中国人研读马克思主义之先河。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正当文化界期待这位青年才子以更嘹亮的号角刷新故国视听时，他却放弃了一切上的计划，来到杭州的孤山之畔，推开了文澜阁的大门，重新捧起了落满尘埃的线装古书。一个洋装笔挺的新派青年消失了，许多年后，古老的藏书楼中，走出了一位长须飘然的国学大师、书法名家。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剧变，他在传统儒学的怀抱中新生了。

　　从1905年到1937年，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粗茶淡饭，读书练笔，成为他生命的基调。他在杭州或陋巷的隐居生涯中，把生命的盛年用于对儒学渊深精纯的追求上，因而被后人称为“隐士儒”。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一浮由儒入道，由道入佛，又由佛返儒，出入三教，吐纳六经，学问日深，书法日精，名声也越来越大。渐渐听说，在杭州有一位会通、平章华梵的马一浮，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大儒。苏曼殊、李叔同、丰子恺、梁漱溟、熊十力、汤用彤、白华等许多当时或后来的文化名人都曾向他问学。李叔同的赞语后来一直被人传诵：“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读到马先生的年龄，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据说，1918年李叔同的弃世出家，就是受马一浮的影响所致。

　　然而和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相比，马一浮的生活却异常平静，既没有罗曼史的爱情，也没有卷入任何漩涡，甚至从未参与的几次大论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的生活才发生了巨变，了历史的前台。

　　竺可桢和马一浮相识于1936年，那时竺可桢刚出任浙大校长，登门拜访马一浮，请他出山在浙大任教，被拒。1937年，日本侵华，竺可桢再次马一浮出山任教，说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更应当保存命脉，国学。马一浮觉得，以来，非儒疑古盛行，中国文化逐渐沦于，而目前这场面临灭种危机的大变局，或许正是中国文化复振的一大契机，于是破例同意到浙大担任“特约国学”。

　　诸君学业终了，便是事业开始。将来行其所学，对于国家社会，能尽其在己之责任，这是全校师友所期望的。某以校长之属，使向诸君贡献一言，以相勉励。写得一篇小文奉赠，不用赘言。如诸君不以老生常谈为厌，其间所引《大戴礼》孔子之言“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这的意义，今略为申说。或者于诸君不是无益的。

　　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知，即指此思想体系而言。人生的内部是思想，其发于外的便是言行。故孔子先说知，后说言行。知是体，言行是用也。依今时语，便云思想、行为、言论。思想之涵养愈深厚愈充实，则其表现出来的行为言论愈光大，不是贫乏。

　　今时国人，皆感觉物质之贫乏而思求进。至于思想之贫乏，须求其充实，似乎尚少注意。关于此点，今略为分疏：

　　孔子说不务多而务审者，多是指杂乱而无统系，审则辨别分明之称。所知，是思想主要点。所由，是行为所从出的动机。所谓，是言论之意义。此本通三世说，今为易于明瞭，故不妨以三世分说之。吾人对于过去事实，贵在记忆判断，是纯属于知。对于现在，不仅判断，却要据自己判断去实行，故属于行的多。对于未来，所负责任较重，乃是本于自己所知所行，以为后来作先导，是属于言的较多。故学者须具有三种力量。

　　一、认识过去。历史之演变，只是心理之表现。因为万事皆根于心，其动机往往始于一二人，其后遂成为风俗。换言之，即成为社会一般意识。故一人之，可以造成举世之。反之，一人思想正确，亦可影响到群众思想，使其皆归于正确。吾人观察过去之事实，显然是如此。所以要审其所知，就是思想要正确，不可陷于。

　　二、判别现在。勿重视现实。近来有一种流行语，名为现实主义。其实，即是乡原之典型。乡原之人生哲学曰：“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他只是，于现在事实，盲目的予以承认，更不加以辨别。此种人是无思想的。其唯一心理，就是，高于一切，遂使无复存在。于事言者，便成为理想主义。若人类未泯，终不可亡。不为何等所，则必自不承认现实主义而努力于理想主义始。因现实主义即是主义，而理想主义乃主义也。所以要审其所由，就是行为要从出发，判断，不稍，不依违两可，方有刚明气分，不堕柔暗。宁可被人目为理想主义，不可一味承认现实，为所屈。尤其是在现时，吾国家民族，方在被侵略中。彼侵略国者，正是一种现实。须知是一时的、有尽的。是永久的，是必申的。吾人在此时，尤须具此坚强之，以为行为之标准。这是审其所由。

　　三、创造未来。凡自然界、人事界一切现象，皆不能外于律。决无无因而至之事，现在事实是果。其所以致此者必有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这便是因。因有远有近。近因，在十年、二十年前。原因，或在一二百年一上。由于过去之因，所以成现在之果。现在为因，未来亦必有果。吾人于现实社会，如已认为满意，则无复可言。如或感觉其尚有不善或不美，必须发愿，创造一较善较美之未来社会。这不是空想，是实理。未来之果如何，即系于现在吾人所造之因如何，是决不相违的。此种思想，表现出来的就是言论，所以要审其所谓。《易传》曰：“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就是审其所谓之意。所之，即是所向往的。吾人今日言论，皆可影响未来，故必须选择精当，不可轻易出之。因其对于未来所负之责，是最重的。这是审其所谓。

　　诸君明此三义，便知认识过去，要审其所知。判别现在，要审其所由。创造未来，要审其所谓。具此三种能力，方可负起复兴民族之责任。《易》曰：“唯深也，故能下之志。”是审其知之至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是审其行之至也。诸生勉之。如此，不独为一国之善士，可以为领导之君子矣。

　　马一浮先生的学问特点，是主张把“闻见知识”和“自性本具之义理”区分开来。每个人一生都通过耳朵（闻）和眼睛（见）接触到许许多多的“闻见知识”，但这些“知识”如果不经过自己的思维过滤，化作生命本体的一部分，这些“闻见知识”不过是与自己无关的暂时堆放物而已。即使是往圣前贤的嘉言懿行，也必须经过自己的。

　　所以他说：“古人之书固不可不读，须是自己实去修证，然后有入处，否则即读圣贤书亦是枉然。”（《问学私记》，《马一浮集》第三卷页1140）马先生在江西泰和对浙大毕业生的讲词，也曾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泰和宜山会语》）就是说，知识和思想是不同的概念，知识是“外铄”的，属于“闻见”的范围，不化入本我的生命体，便无法形成思想。换言之，并不是把知识连缀起来就叫思想，而是为自身的义理才是思想。这是他给思想下的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我们常讲思想，也常讲思想家，可是什么是思想？什么是思想家？是不是读书多的人，占有很多知识的人，就是思想家？其实不一定。

　　我们现代的教育制度，向学生的大都是新旧杂陈的闻见知识，不容易化为自己生命的自觉意识。马先生向以读书多享誉士林，但他的学问，是在知识的海洋中通过切身涵永体究的结果，知识已经化作了思想，已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自性本具之义理融而为一，也就是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可以说，马先生是少见的重视思想的学者，我个人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思想家。——引自网络《朱维铮：马一浮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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