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何需要杂文？

　　“朝花”新近刊登汪金友先生《杂文越来越少，书画越来越多》一文，读后有一点感触，便写了下来（这里所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杂文，与那种将时评、娱评、艺论、思想随感等皆列入其内的“泛杂文”观点无关）。

　　杂文难写难发，这样的话题是一直以来都有的，还记得新世纪初上海作协在文新大楼开过一个杂文作家大型座谈会，对此就有过较为集中的议论。

　　杂文之“难”，既有社会和运作规制的因素，也有这一独特文体以及写作者自身的缘由。这个文种是有那么一点特别的，比如：其一，它具有鲜明的性功能，自“鲁迅风”以来，杂文的性战斗性功能曾经得到充分的展现，文界和阅读界对杂文的这一本质特征有着广泛共识（杂文并不性，曾有过此类作品，而用辩证的观点看，杂文针砭时弊，扶持社会正气，推动扩大面，也就有的意义在里头）。其二，杂文虽然较多地出现在报刊，但其文体不在新闻类而属于文学范畴，是散文大类中的一个分支，因常常是用文艺笔法写社会问题，故而有“文艺性的社评”之说。其三，杂文大多是千余字或几百字的精短结构，即所谓的“小体积，大容量”。仅此三点，便可看出这个文种的独特“性格”——性，短篇章，还要有点文学性，诸元素融合和兼顾，有一定的难度就很自然了。

　　当今之社会，言的和度等状况不断地有所改善，但机制在某些方面和环节依然脆弱，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顺畅沟通的阻力，除了有对象自身的抵御，也来自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护短行为和无原则的“宽容”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杂文作者运用“的武器”就不是很容易。杂文之“难”，也有写作者思想观念和文字表达方面的因素，如何把握正确的、政策观念，如何合理地运用叙事评判的策略和方法，加上文字结构中应当具有的文学元素，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