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广化 曹广海 曹广梅：小甸集走出去的将军和其烈士弟弟

　　王家岗，瓦埠湖东南的一个小村庄，距离小甸集只有1公里。相比于小甸集的热闹，这里要安静许多。一望无际的平原上，那些大小不一的农舍也一眼能看到头。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村庄的大户曹家，三进院落里住着大家庭的二十多口人，土墙草房的院子一角有一座比较高的更楼。

　　“更楼上有人在站岗放哨晚上。一个个外村的人来到我们家，更楼上一定要有放哨的人，不仅是看护我们家，更重要的是保护那些来我们家的人。我小时候老太经常跟我讲过去的事情。”59岁的曹化照回忆过去。“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在1953年就分家了，三进院落的房屋也倒塌掉了。”

　　如今，小甸集已经成为小甸镇，王家岗也划入小甸街道。在几十年前三进院落的地基上，从寿县水泥厂下岗回乡的曹化照，新建了房屋和院子，大门前面的农田上搭起大棚做蔬菜育苗，院子外面挖了水塘种植莲藕，还养了皖西大白鹅和麻鸭。曹化照说，以前的老宅子里有土围墙，院子比现在的大多了，三进院落里有油坊、粉坊和孵房，自家人与雇的人一起种地、榨油、做粉条、养鸡鸭，靠辛勤劳作，维持二十多口人的生活。

　　2020年11月5日，寻访红色足迹的我在王家岗采访烈士曹广海的孙子曹化照。烈士生活的地方，虽然已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还是觉得土地里会有先烈的气息，四周生生不息的植物或许留会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这棵百年枣树有两三层楼高，粗糙的褐色树皮里已经看不到青绿的颜色，唯有高入蓝天的细树枝上挑动的几片黄黄绿绿的小树叶，证明着枣树的生命力。枣树的树干粗壮挺直，根部成股状地扭在一起深深扎进土里。

　　引起我注意的是，这棵老枣树树干的下半部有个创伤造成的伤疤，大大的，像个隐藏了许多秘密的树洞，更像一个张开大口说话的嘴巴。我惊奇得浑身一震，顿时感到，这棵老枣树像是一个时光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就藏在这个树洞里。老枣树，你是不是在开口说话，是不是想把你知道的故事告诉今天的人？

　　地处寿县东南部的小甸，是早期党人星火燎原的地方。1922年在小甸就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甸集特别支部；1923年小甸集小学成立了中国党小甸集特支，直属党中央领导。特支成立之后，以瓦埠、小甸集、李山庙等小学为阵地，党员以教书为掩护，宣传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壮大队伍。1924年上海大学的党员学生在小甸集曹小郢开办了淮上中学补习社，招收周围农村三四十名失学青年，讲授《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浅说》《社会主义史》等课程，介绍国内外的形势。三个月的培训，一批青年纷纷加入中国党和青年团。

　　王家岗曹家的孩子曹广化上的正是小甸集小学，曹广海失学之后就到淮上中学补习社。受到新思想启蒙的他们开启了与父辈不一样的人生。

　　1931年的曹家大院，两个正值壮年的曹氏兄弟曹维江、曹维善在支撑门户。老大曹维江养育了三兄弟，长子曹广化26岁，已经娶妻生子；老二曹维善也养育了三兄弟，长子曹广海23岁，这一年刚刚添了一个男婴；次子曹广梅21岁，家里讨的童养媳在头一年也为他生了一个男孩；还有曹广化的两个弟弟都有了孩子，曹家大院可谓人丁兴旺。

　　人丁兴旺的曹家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虽然有两位志士为献身，但曹家的血脉还在延续，1931年出身的男婴，被他的父亲曹广海取名定夺——一定要夺取胜利——其儿子曹化照，成为曹家如今在小甸集的那代人——“化”字辈的年龄最大的人。后来成为开国少将的曹广化，其子女8人，分别在北京、广州、南京和安徽六安等地工作生活。

　　曹化照的老太太便是1931年曹家大院管事的兄弟俩中的老二曹维善，他和兄长曹维江一起操持着这个大家庭的生活。

　　这年的早春，枣树上刚开始冒出嫩绿的树叶，院子里来来去去时常出现一些外乡人的面孔。曹广化、曹广海和曹广梅都格外得忙，深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还常常跟父亲商量把家里的洋钱和粮食拿出来。

　　曹维江、曹维善知道，家里的儿子中有广化、广海、广梅三人都参加了党。这在小甸集不是秘密。邻村曹家岗的曹少修、曹渊兄弟都是党，他们都是广化、广海叔父辈的人，比广化只大3岁的曹渊，上了广州的黄埔军校，之后参加北伐军，攻打武昌时牺牲，这在小甸集也是人人知晓的事情。所以，儿子们为他们认定的事情忙，曹维江、曹维善兄弟也不阻拦，他们知道拦也拦不住。几年前，十几岁的广化、广海，在小甸集党人办的小学和“淮上中学补习社”上课，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后来，20岁的广化也到广州上黄埔军校了。18岁的广海就在小甸加入了党，去合肥读中学。也没毕业也不是放假的一天，广海从合肥回来了，说是因为在学校参加被校方开除。

　　院子里枣树的树叶越长越青绿，1931年3月底的一天夜里，广海、广梅兄弟俩悄悄出门了，四五天后才悄悄地回家。儿子们不说出去干什么去了，父亲曹维善也不多问，虽然知道他俩出门时带着家里看家护院的枪。不久小甸集上人们风传，在瓦埠街发生了“”，曹维善知道儿子们出门的那几天，就是去参加“”了。

　　院子里枣树的伤疤或许就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形成。回家之后的兄弟俩心里有好多的话除了互相倾述之外，就只能向这棵枣树发泄了。

　　今天，当我面对老枣树的树洞，仿佛看到土墙草房院子里的广海和广梅，两张年轻的面孔时而情绪高涨时而心情低落，悲愤之余把刀尖刺向枣树的情景——他们兄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刀地与敌人战斗，在血雨腥风中逃生归家的。

　　如果老枣树树洞真能藏着当年曹广海、曹广梅兄弟倾述的“行动秘密”的话，那么这一“秘密”在解放之后就已经解密。2013年由中史出版社、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安徽省遗址通览》六安卷中，对瓦埠是这样讲述的：

　　“1931年3月27日，中央巡视员方英在寿县上奠寺召开寿县、凤台、阜阳三县党的联席会议，成立皖北中心县委，决定适时在寿县发动武装斗争，扩大苏区外围斗争。在皖北中心县委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瓦埠支部王汉平报告说寿县县长将于29日带七八十军警到瓦埠，准备在瓦埠设立地主武装的指挥点——联防局。方英便连夜召开县区干部联席会议，决定起义人员携带集中到瓦埠街，收缴军警的枪。但29日情况有变，方英又决定将参加的群众骨干组建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以瓦埠为根据地举行农民。

　　30日凌晨，参加的农民1000多人，涌向瓦埠街，在望春园饭店门前竖起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宣布开始。当天皖北红军游击大队三个中队分头逮捕地主豪绅10余人，共缴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

　　4月1日，杨家庙、双庙集、邵店等地的联庄会纠集地主武装1000多人，瓦埠街附近的地主豪绅也纠集了500多人参加联庄会，气势汹汹地攻打游击队。游击队连夜转移，占领了张嘴子一带3个大圩子，这些地主武装和县长带领县自卫大队又跟踪包围了3个圩子，轮番进攻。游击队昼夜奋战，多次突围也未成功。在紧要关头，瓦埠区委利用私人关系向开明地主借枪，共借来20余支枪、2000余发，由曹仙度、宋德渊等率领几十人，打着‘小甸联庄会’的旗号，前往张嘴子伪装攻击游击大队，占领张嘴以东有利地形，以掩护游击大队从此突围。在瓦埠区委周密配合下，游击大队乘黑夜顺利突围出来，第二中队队长戚连雨带领的17名游击队员为掩护游击大队转移而英勇牺牲。”

　　这是多年之后人们回忆起瓦埠的文字。1931年的春天，曹广海、曹广梅兄弟俩就是参加了这样武装，在敌人的围困下，在战友冒死掩护下，才突围出来的。

　　“游击大队顺利突围后，敌人恼羞成怒，放火烧了张嘴几个村庄，并将中队长戚连雨的头割下示众。”（《寿县史》）

　　曹广海跟牺牲的戚连雨的职位一样，都是游击大队的中队长，曹广海率领他的游击中队突围出来了，而战友戚连雨却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失去战友的痛苦让广海、广梅兄弟非常悲痛，而这种感情只能默默地向枣树发泄。

　　此时，曹家兄弟中的老大曹广化则常年在外边忙碌着。瓦埠前几年，在广州、武汉、安庆、合肥等地参加活动的曹广化，回到家乡利用教师身份继续开展农动。1928年的春天，在寿县城里召开的寿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曹广化当选县委委员。两年之后的1930年5月，他参加了中央在上海举办的县委培训班。之后奉命到阜阳开展党建工作。

　　“1931年初，鄂豫皖苏区以红一军为基础成立红四方面军。4月间，蒋介石加紧了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由于瓦埠，我们皖北党的力量也引起了敌人的重视。当时，查出红线之类的东西都要被怀疑为党而遭到逮捕。我们党的斗争只能在秘密状态中进行，采取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努力保存和逐步地发展党的组织。”（张如屏《我在安徽经历的八年游击战争》）

　　敌人的猖狂只能激起曹广海、曹广梅兄弟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悄悄地与党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曹家大院里经常有外人来，兄弟俩也经常外出。父亲曹维善看到两个儿子深夜出入曹家大院，知道兄弟俩又在谋划什么大事了。

　　院子里的枣树开始开花了。曹广海、曹广梅在树下商量事情，情绪激动的时候，兄弟俩你一拳我一拳地把拳头朝着树干打去，枣树上的小黄花纷纷掉落。

　　如果枣树的树洞里藏着当年兄弟俩说话的“秘密”的话，今天的我们就会从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件事情身上，解开这些“秘密”。

　　1931年“5月，在南京浦口打入某部任教导连长的党员杜一民率部起义，从南京经蚌埠到寿县三觉寺，找到寿县中心县委接上关系后，与瓦埠后分散的武装会合，成立寿县红军游击大队，约70人枪，由曹鼎任大队长，负责人还有中央派来指导游击队活动的李英和杜一民。”（《寿县党史人物·曹鼎》）

　　此时，王家岗曹家大院里的枣树开始结果了，21岁的曹广梅踊跃地参加了寿县红军游击大队，“并把家中收藏的两支献出。由于广梅对忠诚，工作精明能干，深得组织信任，被任命为寿县游击队的排长。”（《寿县党史人物·曹广梅烈士传略》）

　　“1931年7月，皖西中心县委吴伯孚受中央委托，来寿县巡视并召开扩大会议，吴伯孚作了形势和目前紧急任务，发动游击战争问题的报告。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为了统一游击区领导，中央于8月决定取消皖西（合肥）、皖北（寿县）两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皖西北中心县委，机关设在合肥，吴伯孚……委员有王平、余光、曹广化。随着皖北中心县委撤销，寿县重新组建寿县县委，曹鼎任。”（《寿县史》）

　　当曹家大院孩子们欢天喜地地看着祖父曹维善从枣树上打下一颗颗枣子的时候，曹广梅跟着曹鼎领导的寿县游击大队，“东进攻打李山庙，在黄大郢与殷家冲之间同李山庙团防局打了一仗，缴了20多条枪，并活捉李山庙区区长卢天民和团防局局长。”（《安徽中史人物传·曹鼎传略》）

　　这一年的深秋，那棵枣树上树叶已经飘落得所剩无几，但是还有一颗枣子挂在高高的树枝上，颜色已经变红。

　　快立冬了，曹维善让儿媳们从院子里的稻草堆里，抽出一把把干净的稻草，晒在院子里，准备铺在床上做过冬取暖的草垫子。

　　如果枣树的树洞是一个时光机的话，就会为今天的我们展示1931年深秋曹广梅所在的游击大队的活动轨迹：

　　“游击队60多人，在方和平、杜一民率领下于9月29日从瓦埠湖东出发，经过几天周折，于10月3日夜来到菱角嘴。在当地党组织和农协紧密配合下，包围了李家大地主庄园。至天明一举打开李惠涛的圩子。李惠涛兄弟俩举枪反抗企图逃跑，被游击队员当场击毙，并打死1个保镖，缴获短枪7支。接着召开群众大会，曹鼎在大会上讲述形势和地主土豪，开仓济贫的道理。贫苦农民纷纷控诉李惠涛的罪恶。会后500多群众在游击队带领下，打开李惠涛粮仓，分给贫苦农民。”（《寿县史》）

　　“1931年10月下旬，寿县、凤台二县县委，为执行中央关于发动灾区灾民斗争，直到游击战争的指示，在瓦埠王竹滩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寿县游击队人员重新集中，由曹鼎任队长、李英任政委、唐志远（凤台县委）任副队长，武装扩大到300人，组建寿凤游击大队，开辟新的游击区。”（《安徽中史人物 曹鼎传略》）“路线上改由凤台到颍上去……在必要时向苏区转移。”（《寿县史》）

　　“10月27日晚，分散隐蔽活动的寿县游击队队员100多人携枪在瓦埠祭奠岗集中，在李英、曹鼎、唐志远率领下，从寿县东乡经北乡黑泥洼，于10月29日达到凤台的白塘庙，发动群众分掉地主岳子彬家粮食38000斤，吸收38名青年参加游击队。

　　此时，凤台县委唐志远到黄家坝召开了党的支部会议，讨论如何领导群众度荒，建立根据地。并决定寿县游击队于11月5日去黄家坝，支援农民武装。”（《寿县史》）

　　“由于游击队在白塘庙的活动，被凤台县长发觉，游击队便于11月3日凌晨提前来到黄家坝。曹鼎带领游击队队员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并逮捕了4个地主，打开地主粮仓，将粮食分给群众。地主吕华三十分狡猾，闻风逃到颍上县城报信。地方团练、红枪会头子杨诚轩、郭兰亭等接到报信，立即纠集2000多地主武装于当日午后围攻过来。”（《安徽中史人物传·曹鼎传略》）

　　“游击队英勇反击，激战3个多小时，打完，又转为肉搏战，终因敌众我寡，外无援兵，无法突围，以至伤亡惨重，游击队李英、曹鼎、唐志远及凤台县县委委员程东方和黄家坝党支部黄子贞等71人当场壮烈牺牲，24人被俘。第二天上午，凤台县县长夏福堂带县大队来黄家坝搜捕游击队员，并将被俘的24名游击队战士枪杀12人。这次黄家坝共遇难83人。”（《寿县史》）

　　远在百里之外的王家岗曹家大院，曹维善日日牵挂的二儿子曹广梅，“突围中，广梅不幸中弹牺牲，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寿县党史人物·曹广梅》）时年21岁。

　　这一天是农历九月二十四，天气转冷，阵阵北风吹过，曹家大院里枣树上的那颗唯一的通红的枣子，掉落在地上。

　　4天过后，党领导下的中国红色政权就成立了。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举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2年的正阳关仍然不失它往日的繁华。七十二水通正阳的区位优势使让座古镇成为安徽省位列合肥、安庆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城市，鄂、豫、皖三省的商品集散中心，全国有八个省在此设有会馆。商铺林立、人来人往的正阳关，党人也利用其交通优势，在这里开展工作。

　　“中央为了加强与鄂豫皖苏区的联系，于1929年冬，在肥东店埠北头一家杂货店内，设立了中央交通中站，下设寿县正阳关、六安思古潭、舒城山七里河、潜山皖河4个分站。”（《寿县史》）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为鄂豫皖根据地护送过境人员，传递文件，搜集情报，运送重要物资。”（《皖西史》）

　　“正阳交通分站设在正阳关南大街马家行一间香烟铺内。1931年夏李乐天任分站站长。”（《寿县史》）

　　当时的正阳关南大街，因为靠近淮河，有船厂以及相关的手工业店铺，还有中外合营的花旗公司，经营着英美各种名牌铁听香烟和洋火、洋油、洋蜡、洋糖和洋胰子等百货。马家行离正阳关的南城门比较近，城墙外面就是淮河，这段淮河因为从南面流过来的淠河的加入而河面宽广。那些从隐贤集、迎河集过来的人，都要从南城门进入正阳关，当他们走近南城门楼的时候，识字的人都会瞟一眼城门上的题字“淮南古镇”。过了城门就走上铺着青石板的南大街，灰砖白墙木板门的店铺一个个走过，就看到一条朝东的巷子口的香烟铺。

　　李乐天领导的正阳关交通分站，以不起眼的香烟铺为掩护，搜集各种情报，护送党人来往于苏区和上海之间。

　　在正阳关的另一头——城门楼上题字为“凤城首府”的北城门，城墙外面是淮河码头，每天都有熙熙攘攘的人流，淮河上一艘艘船靠岸，载人的轮船、运货的货船，人声鼎沸，码头附近饭店、小吃摊的生意非常火爆。

　　北城门外木匠街拐的馄饨馆，一天早中晚三个吃饭时辰，客人都不断。被誉为“小上海”的正阳关，从这个馄饨馆就窥出一斑。地处淮河南岸的正阳关，面食以馄饨出名，这就与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人的面食喜好一致了。

　　1932年正阳关木匠街拐的这家馄饨馆，是去年春天租房营业的，生意的火爆，让店里的一个跑堂伙计忙得不清闲。这位跑堂伙计清瘦帅气，店里吆喝、店外采买，非常能干，北门内外的大街小巷他都很熟，大街小巷里的住户也都认识他，细心的正阳关人听出他口音有点像瓦埠街那边的人，离正阳关有一二百里远吧。

　　这位清瘦帅气的跑堂伙计正是来自瓦埠街东南边小甸集的曹广化。此时的曹广化是以馄饨馆跑堂伙计的身份，做党的地下工作。

　　2020年秋天的我驻足在正阳关木匠街拐馄饨馆的旧址上，我想象着在同一空间里能与不同时间的曹广化相遇。如果真的有时光机的线年，那时的我是生活在正阳关的一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从我出生的第二年，我就随着家人来到正阳关，在这里过了8个年头，我的足迹来过北门外，虽然我的生活半径只是在北门里的广嗣宫巷里，但是，这个巷子也是曹广化足迹所到之处，而且是从这条巷子里走出了他人生一个里程碑式的新起点。

　　今天的我觉得，1972年的广嗣宫巷与1932年的广嗣宫巷距离近一点，更能接近历史的线岁，能够记住一些事情了。记忆里的广嗣宫巷走到头就是北大街，巷口有三个用作消防的太平缸，大大的水缸埋一半到地下，四周用石条砌起来，高出地面一点。小时候的我常常喜欢从水缸边上石条上小心翼翼走，害怕掉到水缸里的心惊胆战与冒险的乐趣融在一起，让今天的我记忆深刻。

　　那个时候的我不会知道40年前有一位年轻的党人，以小心谨慎的工作心态走在北大街上，走在这条巷子里，走进我童年的居住地——福音堂。

　　1972年的我住在广嗣宫巷的福音堂里，那个年代福音堂已经成为民宅，在我出生后的1964年，父亲因为是寿县派到正阳关的一个工作队成员，我家便被安排住进了福音堂的一座两层木楼里，在这里生活到1975年。

　　正阳关福音堂有一个时刻，成为小小的我与党的县委曹广化，处在了不同时间的同一空间里。院子中间的那棵枣树或许就是一个证明。

　　小时候的我以及院子里几户人家的小孩子，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收获枣子的事情了。在秋天枣树上结满枣子的时节，院子里得空的大人领着孩子们用竹竿打下枣子，孩子们拾起掉在地上的枣子，集中到一起，然后平分给每家的孩子。

　　枣树，从5月开花到9月结果，天天长在福音堂孩子们期盼的眼光里，枣子的那份甘甜让孩子们一生都沉浸在幸福里。

　　1932年初，27岁的曹广化，馄饨馆跑堂伙计掩护的真正身份是寿县县委。“当时正直瓦埠和黄家坝相继失败，党的骨干曹鼎同志不幸牺牲，游击大队遭到严重损失，县委的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蓸广化面临几乎瘫痪了的党组织，一面着手恢复县委的各项工作，一面根据上级指示建立交通站。”（《寿县党史人物·曹广化》）

　　正阳关党的交通站除了1929年在南大街马家行的香烟铺之外，“1931年春，正阳关又建立了中心县委的交通站，主要任务是向各地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加强中央和根据地的联系，联络站由曹广化负责，以一馄饨馆为掩护进行工作。这个馄饨馆和别处的不同，别处的馄饨馆都是灶口向外，烧火方便且不占店堂，而这个馄饨馆是灶口朝里，这样坐灶口烧火便可以清楚地观察店外的情况。”（《寿县党史人物·曹广化》）

　　2020年9月10日，我来到当年这个馄饨馆所在的木匠街拐，这里在1983年就成为全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碑保护起来。近几年又在石碑的下面贴了红色的大理石，刻字讲述了“寿县中心县委联络站遗址”的来历。

　　站在遗址处朝南一望，正阳关北城门就在不远处。当年的城门还有城门楼。东南西北四个有城门楼的城门显示着正阳关的威风和显赫，四面的城墙把正阳关包裹在热闹繁华之中。

　　鄂豫皖苏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是由黄麻起义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和商南起义开辟的豫南根据地及六安起义建立的皖西根据地，于1930年春连成一片而形成的。这块以大别山为中心区域建立的农村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鄂豫皖中央分局立即作出决议，发出宣传大纲，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东北，努力扩大红军和支援红军。”（《（皖西史》）

　　“1931年9月，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武装侵犯中国领土的严重形势下，无视全国人民抗日要求，集结重兵，计划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皖西史》）

　　“皖西北特委于10月发出通告，指出‘党必须尽十倍力量’，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皖西史》）

　　“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六安县麻埠成立，军长旷继勋。该军成立后，即在皖西北地区活动。”“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委员，刘士奇任部主任。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近3万人。”（《（皖西史》）

　　这些消息，通过党的交通站传递到各地的党组织。红二十五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对在皖西北坚持地下斗争的党人是极大的鼓舞和振奋。

　　1932年春天的曹广化，在北门外馄饨馆里跑堂打杂的时候，更加注意人来人往的人群中有来自大别山的消息。

　　3月21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3个师，自青山店以西的两河口秘密渡过淠河，苏家铺战役打响，5月8日以红军的空前胜利结束，淠河以东广大地区被红军占领。

　　正阳关以南的迎河集、隐贤集都是淠河东岸的集镇。苏区红军解放了淠河以东隐贤集以南的地区，这让隐贤集、迎河集的穷苦百姓异常兴奋。同样兴奋的还有正阳关两个地下交通站的同志。

　　南大街上的香烟铺里，李乐天搜集到一个重要情报，立即向中央和苏区中央报告：“第十一军不久要到正阳关驻防，目的是要控制正阳关大批食盐、药品以及粮食日用品等。当时苏区特别需要这些物资。苏区中央分局接到报告后，便决定派红二十五军抢在第十一军前头，占领正阳关，夺取红军急需物质。”（《寿县史》）

　　“正阳关是一个极其繁华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的聚散之地。镇内屋宇鳞次栉比，人口在5万以上。开设的绸缎布庄、杂货商号和粮行、盐行、药行、钱庄等等，不下百十家；茶楼、酒馆、戏院、妓院，遍布大街小巷。”（《皖西回忆录·红二十五军到正阳关》）

　　“我们尖兵连共有100多人，每人腰插短枪，便衣打扮，有化装成，卖柴的、买菜的、卖鸡蛋的，还有化装作‘逃难’的，乘坐三只大木船顺流而下”，“为次日红军大部队进入正阳关扫清障碍。”（《皖西回忆录·红二十五军到正阳关》）

　　“1932年4月6日（即公历5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部主任刘士奇的率领下，从六安县的苏家埠出发，经过麻埠、独山、马头集、隐贤集、迎河集，一路打垮了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沿途部队，于7日（即公历12日）夜间到达了正阳关。”（《寿县回忆录·红军来到俺正阳》）

　　“太阳冉冉升起，满河大水闪着银波。远处河面上出现了片片帆影，而且越驶越近，越驶越近。河堤上的敌人着慌了，正准备机枪扫射，这时间，河面上响起了枪声，‘买菜的’、‘卖柴的’早已经抛下担子，拔出短枪，一齐拥上，未等敌人明白过来，就缴获了三挺重机枪。河堤上一打响，镇子里的红军立即呼应，歼灭敌人。苏家埠战役大捷后，我军士气正旺，锐不可当。仅仅5分站，战斗就结束了。于是，大队红军舍舟登岸，不伤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正阳关。”

　　“红军一千多人，黎明入城驻扎，军部设在正阳关福音堂。”（《寿县回忆录·红军来到俺正阳》）

　　1932的5月12日，正阳关福音堂院子里的枣树开满了小花，此时的枣树还很年轻，但生命力旺盛。这个院子里住进了一群身穿灰色、头戴八角帽、喜气洋洋的年轻军人，他们从福音堂的大门跑进跑出，帽子上的红五星帽徽格外醒目。福音堂的门朝北，大门外就是广嗣宫巷，朝西走到巷头就是北大街。

　　正阳关福音堂是个四合院建筑，它的大门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门体与墙体在一个平面上的大门，而是屋宇式门楼，它看上去是大门，却又有屋顶，进出的人可以在门楼里纳凉歇脚、躲避日晒雨淋。福音堂的大门屋顶上铺着瓦片，从屋顶到两扇大门处，不是砖墙而是木板。1972年的我常常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在门楼里玩耍，门楼地面铺着青石拼接的图案，我们会骑坐在大门两边的门枕石上，高高的门枕石小孩子要爬到上面才能坐，石面已经被摩擦得油黑发亮。

　　1932年的福音堂大门，比30多年后我见到的时候要新许多。这个大门在5月12日，迎接了它最尊贵的客人——红四方面军部主任刘士奇和红二十五军军长旷继勋等们。大门两旁站着英姿勃发的红军哨兵，院子里的枣树树干上插着红军的军旗。

　　1972年的我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唯一一个两层木楼里，灰砖铺着地面，朝着院子的那面墙是由几个木质框架的大玻璃窗构成。院子的西面都被小木楼占据了，东、南、北三面都是砖瓦盖成的平房。院子的地面由不规整的石块铺成，中间露出一圈土，土里长着一棵大枣树。小时候的我爬上家里的木楼梯，来到二楼的大窗户前，会看到对面平房屋顶上一行行排列整齐的瓦片之间长着花草，枣树上结着的枣子也看得格外清楚。

　　那个时候的小木楼已经接近危楼，二层楼的木地板透着缝隙，走在上面，木板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所以，我们家只能住在楼下。楼下的房间被改造成家居的格局，但是楼上没有改动，是南北走向的两个大房间，两个房间用木板墙隔开。和楼下一样，朝向院子的一面是几个木质框架的大玻璃窗，后面砖墙上也开着几个大大的窗户。视野开阔、光线日的福音堂成为红二十五军军部。我有理由相信30多年后我家住的这座木楼就是当年红军们指挥作战、接见来宾的地方。

　　5月12日这天早晨，在北门外木匠街拐馄饨馆的曹广化，兴奋地在北大街连走带跑着，他要尽快赶到广嗣宫巷的福音堂里，向红军汇报工作。

　　到了，从福音堂的门楼里看见了院子里的那棵枣树，看见了那面红旗。枣树是他最熟悉的树，红旗是他最盼望的旗。他激动不已，见到刘士奇等红军就表示：这次一定要跟着红军走！

　　此时的正阳关，大街上张贴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联合布告》：“此次本军北上，所到之处，望风披靡，人民拥护，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公买公卖，分富济贫，有顽强者，以军法从治。”（《寿县回忆录·红军来到俺正阳》）

　　红军“在火神庙召开民众大会，宣传红军和苏区政策，控诉地主豪绅、资本家罪恶，揭露帝国主义和政府劳动群众、榨取穷人血汗罪行。”（《寿县史》）

　　“在红军的支持下，一支支打土豪的群众队伍涌向街头，首先涌向了粮行。”“砸开储藏粮食的仓库，将那大一囤小一囤的大米，分给了缺衣少食的四乡农民，分给了等米下锅的镇上贫民，分给了终年漂泊水上的船民和逃荒他乡的淮北灾民。大街上，小巷里，到处是打粮的群众，挑箩的、背袋的、提篮的、推车的，彼此热情招呼，人人喜气洋洋，简直像过节，热闹极了。”（《皖西回忆录·红二十五军到正阳关》）

　　“在地主恶霸经营的商号里，群众蜂拥而入，砸开了钱库，将那些沾满人民血汗的铜钱，分给贫苦的人们。从一个楼上，成篮成箩的铜钱被抛到街上，像夏日的暴雨似的一阵阵洒落。哗——哗——，随着这铜钱的落地声，群众就报以一阵欢呼。”（《皖西回忆录·红二十五军到正阳关》）

　　广嗣宫巷里，红军士兵列队站岗。福音堂里，红军从曹广化等地下党和地方先进组织的汇报中了解着寿县党组织的工作和正阳关相关情况。

　　“经过一天半分富济贫斗争，将正阳关地主、商霸和资本家的物质没收干净，红二十五军在正阳获得了大量苏区特需物质，如盐、西药、布匹、煤油、纸张及粮食。于5月14日撤离正阳返回苏区。”（《寿县史》）

　　跟红军一起走的，还有“曹广化带领的七八十名游击队员进入苏区，参加了红军。”（《寿县党史人物·曹广化 》）

　　12日那天上午，从正阳关福音堂走出来的曹广化是何等的春风满面，他一路小跑回到北门外的馄饨馆，从特定的联络方式，通知离得近的游击队员，做好准备，跟着红军到苏区。

　　1964年，我们家住进正阳关福音堂这座木楼的时候，离红军撤离正阳关32年。32年里的中国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福音堂从最初的宗教场所变成民居院落，木楼渐渐老去，但它身上红色的印记永远定格在史书中。

　　1996年，离别正阳关21年的我曾回到过福音堂，那座两层木楼在我家搬走后就拆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平房。院子里的枣树也没有了，院子外面广嗣宫巷里的青石板路也被水泥路替代，只有福音堂的门楼还在，只是比童年记忆中的门楼要小要旧。

　　这个进出过红军的门楼，进出过皖北中心县委联络站站长曹广化的门楼，也没有等到2020年的我们去寻访红色足迹，在我九十年代见过它不久，也被拆除了。

　　2020年7月6日，我到正阳关寻访，如今的福音堂完全是个宗教场所，主建筑是一座带有哥特式元素的两层水泥楼房，栅栏式的大铁门封锁了院子。

　　正阳关东南200里外的小甸集，王家岗的曹家，几个年幼孩子的打闹哭笑声给院子里平添着生机，曹广梅牺牲后留下一个儿子，曹广化参加了红军远走他乡，留下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加上曹广海的儿子，以及曹广化弟弟们的孩子，这些小孩子在大家庭成员的照料下，和院子里的枣树一起成长着。

　　当曹广化在正阳关跟着红军进入苏区的同时，在小甸的曹广海受党的指派和曹家岗的曹云露一起在瓦埠附近的乡镇组建游击小组，在游击小组基础上成立寿县游击队。“寿县游击队成立后，县委指定曹广海、孙瑞训负责指挥游击队的行动。他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活跃在寿县广大农村，相机打击叛徒和最大恶极的分子。”（《寿县史》）

　　从那以后，曹广海指挥的游击队在寿县的集镇乡村，发起了让敌人心惊胆战的游击战争，他们用坚定的信仰、勇敢的行动加上聪明才智，把游击战争的多种战术发挥到极致。

　　我们2020年秋冬寻访红色足迹的时候，曹广海他们战斗过的大地上，房屋街铺都已经不在，地名也有很大变化，许多地方现在看来就是一望无际的农田，还有高耸的大树，其中不乏老枣树的身影。只要有老枣树在，一棵棵老枣树就是历史的见证。

　　在枣林铺，这个以盛产枣子而得名的地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恶霸地主家庭出生的董曙东，入党后又叛变，组织了“剿共团”，捕杀志士。寿县县委决定在枣林铺传统庙会上除掉这个叛徒。

　　“2月19日，天刚蒙蒙亮，四面八方的群众涌向枣林铺。游击队员夹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进入庙会场地。曹广海、董谈龙分别摆上赌桌，游击队员扮作赌客或逛庙会的、贩卖的，等候董曙东一伙到来。中午时分，董曙东等一群豪绅和狗腿子挨着赌桌收抽头钱。董谈龙给董曙东递烟，游击队员认准了目标。当他们来到曹广海的赌桌前要抽头钱时，孙瑞训上前掀翻了赌桌，这正是行动暗号，游击队员迅速掏枪，当场击毙董曙东……”（《寿县史》）

　　又一个夏日，在曹家岗、邢家岗附近，曹广海和游击队装扮成食粪的、锄草的农人，等待双庙区长赵秉臣，这个横行乡里、盘剥人民的“毒蛇”，游击队员要把他除掉。当赵秉臣在卫兵的护卫下远远走来时，游击队员对他们开枪，“赵秉臣一伙转头南逃，曹广海等人从青纱帐里跃出，开枪射击，卫兵只得掩护赵秉臣逃进大双门庄的更楼上。游击队员急中生智，捆扎5丈多长高粱杆，前头缠上稻草，点火后迅速塞进更楼下，燃起熊熊烈火，顿时烟雾弥漫，火苗直冲楼上，赵秉臣无法藏身，下更楼企图突围，终被游击队员擒获，当场斩杀。”（《寿县史》）

　　1934年的曹广海26岁，正值血气方刚，弟弟曹广梅的牺牲更加激发了他与派血战到底的斗志，游击队的每次行动他都奋不顾身、冲锋在前。

　　1934年5月，壮大了的寿县游击队扩编为皖北红军游击队。“孙瑞训任大队长，曹广海任副大队长，我任委员、曹云露任参谋长。全大队100多人，长短枪100多支，编成3个中队。”（张如屏《皖西北白区的游击战争》）

　　皖北红军游击大队成立后，“第一仗打开开荒集，击毙寿县‘剿共’司令毕少山，缴长短枪20多支，将得来的粮食、衣服、食盐、布匹等分给贫苦农民。第二仗袭击了众兴区政府，打死敌人数名，缴枪20多支。”（张如屏《皖西北白区的游击战争》）

　　击毙毕少山的战斗，曹广海表现得有勇有谋：“5月14日，游击队、赤卫队队员化装成赶集群众，陆续到开荒集埋伏，曹广海同志扮成大地主模样，带着几个挎盒子枪的保镖来到集上范家饭店，与我们的一个内线取得了联系。这时饭店后院毕少珊（山）一伙正在宴请宾客，酒兴正浓，化装的游击队员正要冲进去，遇到哨兵的阻拦，不准前进，迫不得已，曹广海伸枪打死了哨兵。屋内猜拳行令的狐朋狗党一听到枪声，惊恐万状，蜂拥出逃，被游击队员击毙数人。剿共司令毕少珊（山）跳窗而逃，当即被埋伏在窗外的游击队员擒获，就地击毙。”（《寿县党史人物·方敦善》）

　　在一次战斗中大队长孙瑞训身受重伤被俘，在被敌人抬往寿县过河的时候，从担架上奋力翻身沉入水中，英勇牺牲。曹广海接任大队长。

　　此时，正是驻扎在寿县的军队和地方势力对游击队进行疯狂“清剿”之时，为保持力量，1934年9月，曹广海带领游击大队向合肥方向转移，与合肥中心县委联系上之后，当年10月，皖北红军游击队和合肥游击队合并，成立了皖西北游击大队，曹广海任大队长。

　　王家岗，1934年的曹家大院，枣树一如既往地开花、结果。就在这一年的枣子刚刚打下来，给院子里的孩子们解馋之际，枣树却遭受了有生以来的重创。

　　那一天，一伙人闯进了曹家大院，为首的是一名党内的叛徒。就是这个曾经来过曹家大院，和曹广海是同一战壕里的人，却自首叛变，带人来曹家大院要抓游击队长曹广海。

　　那伙人把院子里翻了一遍，没有抓到人，生气地摔东西、踹枣树。家里的小孩子吓得大哭，领头的人对曹广海的妻子董锡慧恐吓道：要是抓不到曹广海就抓你顶替！

　　火从烧锅的房子燃起了。那伙人跑出了曹家大院，曹维江、曹维善兄弟俩赶紧让家里人灭火。草房最怕火烧，曹家三进院落的房子最终还是烧毁了大半。大火也烧焦了枣树，没想到枣树生命力旺盛，来年的春天，在枣树枯干的枝条上又冒出了新芽。

　　在外与势力进行拼死战斗的曹广海哪里知道家里的情况。这个时候的皖西北游击大队，为支援苏区反“围剿”，在1934年10月15日转移到舒城春秋山。

　　几乎同时，由于军队的疯狂“围剿”，在江西瑞金的中央和红军总部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在1934年10月10日夜间，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向湘西进发,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此时的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已于1932年撤离，转战四川、陕西两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川陕根据地。留在鄂豫皖苏区战斗的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根据地人口锐减。中央先后发出指示和训令，指示红二十五军在情况严重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苏区。并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工作。

　　1934年10月的舒城春秋山，山峦起伏，层林尽染。曹广海率领着130多人的皖西北游击大队行进在山中。因为感觉离苏区比较近，山区又便于隐藏打游击，在平原上一路打过来的曹广海和他的战友们心情大好。山里的野枣树很多，挂在树枝上通红的山枣也能给他们充饥。

　　不曾想，山上庙里有一双阴沉的眼睛紧紧盯上了游击大队。这个六根不净的和尚跑下山，到舒城县政府告了密。

　　1934年10月16日，“天刚麻麻亮，省保安第八团、舒城县保安队和东北军的一部包围了游击大队。天亮时，敌人以优势兵力向游击队发起进攻。在数十倍于己的敌军面前，游击队临危不惧，且战且走，敌人的包围圈逐渐缩小，火力越来越密集。游击队员的快打完了，就把敌人扔过来冒着烟的手榴弹抓起来扔回去，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肉搏战，有的战士用石头砸敌人，鏖战中，大队长曹广海腿部中弹，流血不止……游击队员怀着沉重的心情，掩埋了曹广海的遗体。”（《寿县史》）

　　曹广海牺牲时的情景让游击大队政委张如屏久久不能忘怀，他撰文回忆道：“大队长曹广海在指挥部队突围途中，腿部受了伤，由两个战士背着走，一直走到百花岭，我们把他安顿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因为房子低矮，阴暗潮湿，曹广海感到闷得慌，我们将他挪动到门口靠门躺着，腿上仍血流不止。他对我说；‘你们走你们的吧，看来我不行了。为着党的利益，把我丢下，你带着部队赶快走，有部队就有一切。’我说：‘你放心，我们一定要把你带走，有部队就有你。’他从身上卸下白银袋交给我，又说：‘这个给你，枪我留着最后用，我反正不会被敌人俘虏去的！’不幸，傍晚时，敌人一颗流弹打中了他的头部，曹广海同志当即牺牲了。”（《皖西回忆录·皖西北白区的游击战争》）

　　那块浸染了曹广海烈士鲜血的地方，有几棵山枣树在挺立着，陪伴着这位时年26岁、来自寿县小甸集的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

　　春秋山西北方向的鄂豫皖苏区，面对敌人对苏区的“血洗”，这个时候正在集结队伍，要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11日，程子华任军长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长征。

　　川陕根据地是1932年冬，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16000余人，由鄂豫皖区进入川北，与王维舟率领的当地武装会合，开辟的一块根据地。

　　曹广化在1932年从正阳关跟随红二十五军到苏区后，因为有文化就被任命为73师师部，接着上调到红四方面军参谋部任。

　　1932年10月，在第四次“围剿”下，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创建了川陕根据地。

　　1935年1月22日，长中的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电令红四方面军“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1935年3月29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歼灭川军近万人，占领嘉陵江以西地区。随后，红四方面军放弃川陕苏区，部队及撤出的苏区地方干部共计10万人西进，开始长征。6月18日，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长征。

　　“长中，曹广化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一局二科副科长、科长，负责红军总司令部的机要工作，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征结束后，曹广化奉命到红军大学学习。”（《寿县党史人物·曹广化》）

　　1936年的曹广化，在陕北，他惊喜地看到一棵又一棵枣树，生长在陕北高原上、窑洞院落里，这些枝桠茂密、硕果累累的枣树，使他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家乡，那个三进院落的曹家大院。

　　小甸集的王家岗，作为曹家大院里的长子，他一面上学一面劳动，小小年纪就能独当一面。1921年，16岁的曹广化跟随曹家岗叔叔辈的曹渊，考进芜湖省立职业学校学习。1925年5月，20岁的他又跟随曹渊的脚步考上黄埔军校。由于生病，他不得不离开黄埔军校。接着，他顶替寿县因故未来参加学习的赵屏东进入广州农讲所学习。

　　当1936年的曹广化在红军大学学习，聆听毛主席教诲时，广州农讲所学习的情景再次在他脑海回放，10年了，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时间是1926年5月，他进入第六届广州农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聆听了、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家的授课，学习了理论、研究了农动，明确了此生要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加入了中国党。

　　从农动讲习所学习结业，曹广化按照党“开展农运”的指示回到家乡，在双河集建立直属中央的合肥北乡党支部。在下塘集一带建立4个农民协会，开展农动，支援北伐战争。

　　1927年10月25日，安徽省委决定组成新的寿（县）凤（台）临时县委，身在武汉的曹广化被任命为县委。随即他便带领10多名同志翻越大别山，通过敌人的一次次盘查，回到寿县。

　　此后数年里，曹广化坚实地走在安徽大地上，足迹遍布瓦埠湖周围的各个乡村。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农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组织武装斗争。

　　2020年12月17日上午，我打通了北京曹中南的电话，他是曹广化的儿子，如今也已古稀之年。标准的普通话声音中听不出一点老态，真诚、热情、低调中透露出不凡的教养。在严格的家风家教中成长，工作生活凭自己去奋斗的曹广化子女，印象中的父亲在家里少言寡语，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正直、无私、忠诚于信念，是儿女心中父亲的形象。

　　回忆在寿县大地上的活动，曹广化曾对儿子曹中南说：“那时我们提着脑袋干，就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中国。难免遇到挫折，但想好的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

　　提着脑袋，坚定地走下去，曹广化和他的兄弟们就是这样党人。1931年曹广梅牺牲、1934年曹广海牺牲，他们和曹广化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院里长大的兄弟。“噩耗传来心欲碎，痛悼吾弟走得急。一生奋斗忠于党，两袖清风高尚人。”

　　寻访中，我联系上了在上海生活的曹化保——曹广化的大孙子，其父亲是王家岗曹家大院长大的曹定彬。

　　曹化保给我讲述了祖父与他的故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曹化保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立功归来之后到位于北京昌平的工程兵机械学校学习。去祖父家看望的时候，祖父把他叫到院子里，“一通问话：为什么推荐你来军校上学？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当曹化保解释了上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战场上下来的战斗骨干，没有利用祖父的关系，这通“审问”才结束。快毕业时，学校领导找他谈话，想留他在北京。没想到祖父知道了，对他说：“哪里来哪里去，不要因为我搞特殊！”从军校毕业，曹化保又回到他上学前的部队。从军10年，曹广化多次到曹化保所在的部队视察，每一次都是离开前叫秘书给孙子曹化保打个电话，说爷爷来这个部队了，但现在已经走了。10年后曹化保转岗到安徽省霍山县人武部，工作10年，从来没有利用祖父的关系做过任何事情。

　　不徇私情，意志坚强。一次次的抗争、一次次的炮火战斗，长途跋涉的征程、痛失亲友的经历，曹中南说：“父亲从参加红军到参加七大的13年间，历经战争环境的磨砺和党内斗争的考验，就像一块石头，磨去了棱角却增添了光泽，没有了尖峰却依然坚硬，对党和党的事业更加忠诚、执着。”

　　正是因为曹广化不徇私情、意志坚强、对党忠诚，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先后担任中南军区军需部部主任，中南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政委，步兵学校政委，总干部部军衔奖励部副部长、部长，总部干部部副部长，防化学兵部政委，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总部组织部顾问等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兼任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委员会。

　　可以说，1932年5月12日，从正阳关走出去的曹广化，其个体的人生就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幸福；其家庭成员的到来也是中国一段历史的生动写照。

　　“父亲在家乡时，我爷爷曾为父亲包办了一桩婚姻，想以此拴住父亲不再东跑西颠。妻子姓王，贤惠善良，后生有一子一女。如果父亲不是参加，也能过着还算富足温馨的小日子。但是父亲认准了的道路，自从1932年参加红军后，就远离家乡，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渺无音讯。

　　1940年初在延安时，中央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与原配偶失散多年，且年满28岁、团职以上的干部，可以再结婚成家。为此，组织上给父亲介绍了一位江苏姑娘。

　　父亲在延河畔边，耐心地等待着与自己未婚妻的第一次会面。只见，远远地走来一群女战士，她们在远处停下了脚步，把一个留着短发、穿着一身肥大不合体军装的女战士推了出来。等她走近，父亲问：‘你是不是冯曙峰？’她笑着答应道：‘是啊。’

　　父亲看她长得虽不算漂亮，但却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给人一种懂事、贤德的印象。给父亲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手里拿着一个刚啃过的香瓜，嘴角还挂着未擦干净的香瓜汁液，一个劲地傻乐，父亲挺喜欢她纯真开朗的性格。

　　可是，母亲看父亲第一眼时，就觉得他怎么这么老啊？但仔细端详发现长得挺帅……两人就这样，在延河边坐下聊起来。

　　两人的文化和爱好相同，越谈越投机。就这样，延河边的一次会面，两人定下终身，结为伉俪。”(《把父辈的故事留给儿孙》）

　　接下来，一个个新生命出生了，他们的名字展示了曹广化为党和事业四海为家的足迹：大女儿出生在延安和平医院，叫一平；二女儿出生在陇东，叫东琪；老三是儿子，出生在东北，时间是东北解放之时，叫东放；老四也是儿子，出生在曹广化在中南军区工作之时，叫中南；老五是女儿，生于北京的医院，叫京京；老六是小弟，叫定军，带上了曹家的辈分，这些孩子都是曹家“定”字辈的人，同时也以小儿子的名字来传递扎根于曹广化内心的认识——自己的人生乃至于整个中国，都“定”于中国党领导的这支红色的军队！

　　枣树是一种中国的原生树种，它身上凝聚了中国人的优良秉性，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无论土壤多么贫瘠，只要种下它，就能开花结果；它不以花来绚烂自己，而以果实来甘甜他人。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广阔大地上顽强挺立的那一棵棵枣树，就是生命的抗争，就是人间的生机，就是人民的希望，就是中华民族的风景线。

　　生长在小甸集王家岗的枣树是这样，正阳关福音堂的枣树是这样，陕北高原的枣树是这样，北京城里的枣树也只这样。它们是人们甘美的渴望，仰目的风景，更是中国党人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