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南县台家寺遗址考古发掘 3000年前阜阳已有水稻粟种植

　　今年8月底开始，安徽省文物局、武汉大学历史系，对阜南县台家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和动植物标本。

　　初步认定阜南台家寺遗址以商周遗存为主，下层有少量的龙山文化遗存。根据考古调查，古人利用平原然形成的堌堆，在搭建房子，建造窑场制作工具，生生不息。在堌堆的周围，往往有古代河流流过，古人实现了濒水而居。

　　台家寺遗址位于阜南县润河故道北岸。2012年，该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单位。

　　此前，文物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台家寺遗址为不规则形高台地，南北最长约180米，东西最长约170米，高出地面约6米，据估测，现有面积约一万三千平米，文化堆积厚约12米。遗址上有近代一座，名曰台家寺。

　　台家寺遗址保存状况很好，可利用的断面较少。但人为的耕种土地和水土流失对遗址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考古人员曾在遗址地表和断面采集到石斧、陶片、蚌壳和兽骨等标本，可分辨的器型有鬲。

　　1957年，朱寨镇村民在小润河撒网时捞上来八件青铜器，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龙虎尊”，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八件青铜器的出土地，距台家寺遗址仅200米。

　　市文物局局长刘建生告诉颍州晚报记者，通过台家寺遗址考古发掘，初步认定台家寺遗址以商周文化遗存为主，下层有少量的龙山文化遗存。遗址出土大量有价值的文物和动植物标本，为研究商周时期淮夷与殷商文化之间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

　　在台家寺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一个个探方有序排列着，考古人员在遗址发现了陶片、鹿角、角镞、骨镞、龟卜、鱼骨、石刀、石镰等。还有已经碳化的水稻和粟，这些谷物的种子，是古人的食物之一。这说明，在3000年前，阜阳地区已有水稻、粟种植，当时小麦种植还没有引入。

　　据介绍，商代金属材料稀缺，很多工具由骨或角制成，这也解开了鹿角用途之迷。而用鹿角制作的角镞，尖锐锋利，如钢铁制成一般，说明古人制作工艺非常精湛。

　　考古人员还向颍州晚报记者展示一个裁割后的鹿角，未裁割完的残角上，留有多道缝隙。考古人员说，这些缝隙是古人用细线蘸水裁割时留下的，当时还没有发明锯子，线割是一种裁割方式。

　　出土的物品中，石刀和石镰作为生活用具，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用石头制成的石刀，刀刃很薄，虽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如今仍然锋利。

　　此前，阜阳文物工作者在阜阳多地发现出土的鹿角，却一直不清楚鹿角的用途是什么。此次考古发掘台家寺遗址，出土了多枚角镞，也就是用鹿角制成的箭头。

　　阜阳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说，过去阜阳境内史前至商周时期遗址中发现的鹿角较多，如太和倪丘遗址、灰角寺遗址、临泉老丘堆遗址、阜阳颍泉腰庄遗址、颍上黄老墩遗址中均有发现。

　　由于田野考古发掘知识、经验有限，不知道古人保存这些鹿角是干什么用的。在阜阳的商周遗址中，也有大量的骨质箭头、骨针等器物出土，只是不知道这些骨器是什么动物的骨头做的。

　　“看了台家寺出土的鹿角及用鹿角加工制作的骨箭头半成品，才明白上述鹿角的用途和古人搜集保存鹿角的原因，原来它们坚硬耐磨、易于切割加工，是制作骨镞等骨器的极好材料。”杨玉彬说。

　　麋鹿主要生活在沼泽湿地中，以水草植被为食，商周遗址中大量鹿角的发现，表明当时此类动物多而分布广泛，当时它们是人类捕猎的重要对象，也说明商周时期阜阳境内气候温暖湿润、水草丰茂、湖沼湿地广阔，适宜麋鹿之类的动物生长繁殖。

　　“阜阳境内的润河及其支流小润河，是古代一条著名的河流，流域横跨临泉、阜南、颍州、颍上四(县区)，它实际是古富水(谷水上游)的一条重要支流。”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杨玉彬说。

　　阜南县朱寨镇综治办主任安说，上世纪70年代之前，润河河道弯曲，多呈连续的“S”形，泄洪不畅，不利航运。直至上世纪70年代后期，阜南县对润河进行治理，对弯曲的河道进行裁弯取直。

　　润河在流经朱寨、焦陂和张寨三镇地段时，河道异常弯曲，需进行大段裁弯取直。按水利部门的规划，在现今的张寨镇大孜铺行政村时小湾自然庄北，裁掉一个大弯后，再一直东南方向，将曾出土龙虎尊的“月牙河”段裁成直线。“月牙河”段河道弯曲，有多个“S”形弯，成为裁弯取直的重点河段。

　　当地干部群众得知水利部门这一规划方案后，立即向阜南县委反映：“月牙河”边有片叫台家寺的高台地，可能是一处古遗址，新河道避开这一区域。阜南县对此情况十分重视，安排水利部门重新规划河道，避开了台家寺，台家寺遗址得到了。

　　日前，颍州晚报记者在台家寺遗址发掘现场看到，在台家寺南约两三百米处，便是润河裁弯取直后的新河道，“月牙河”较好地保留下来。通过卫星地图，可清晰地看到润河故道“月牙河”的几个“S”形弯。

　　目前，台家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出土的文物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随着对台家寺遗址研究的深入，三千年前阜阳先民生活景象、经济社会水平有望得到进一步的了解。

　　目前阜阳境内发现的商周青铜器群，多出土于古润河沿岸一带，较著名的有：1944年阜南朱寨润河湾出土商代青铜鬲；1947年阜南朱寨润河湾出土商代青铜鼎、鬲；1957年阜南朱寨润河湾出土商代青铜尊、斝、觚、爵等。

　　杨玉彬认为，商周之际的阜阳境虽不属于中原王朝、经营的腹心地区，但因其处于中原腹地通往东南淮水流域的主要交通线上，系中原商族、周族和“淮夷”反复争夺的前哨阵地，因而区域十分重要。商王朝发展至武丁之际达到极盛期，此后为彰显武威、南方地区的铜矿资源，便不断南下征伐淮夷族群，派驻武装力量进驻淮域实行殖民。殷商甲骨卜辞记载的商族征“人方”、“虎方”、“林方”、“酉方”、“方”等，反映的就是这一史实。

　　西周王朝为争夺江淮流域所谓的“南金”、“吉金”资源和“元龟”、“象齿”、“犀皮”、“凤羽”、“雉尾”等珍稀特产，亦同样频繁发动征伐“淮夷”、“东南夷”的战争，而商族、周族军队沿“汝颍走廊”进入淮域，均要首先占据、经略“润水”沿岸这一前哨重地，以确保战时、战后的铜料运输通道畅通。

　　“阜阳古润河沿岸出现大量的商、周铜器遗存，应与当时的中原商、周王室在这一地区殖民盘踞的军事活动背景有关。”杨玉彬说。 (颍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