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题材电视剧的社会角色

　　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其所处的时代的要求、人民的以及自身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从其核心的社会角色来审视，农村题材电视剧大致经历了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三种社会角色的演进和叠加。

　　包括农村题材在内的电视剧创作生产是在反右斗争之后出现的。1958年6月15日，以电视直播剧《一口菜饼子》在的前身的为标志，宣告了“电视剧”这种新的电视节目形态的诞生，也同时标志着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的问世。“建立在社会主义体制背景下的中国电视，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其特殊的重要地位——党和的和宣传工具。”[1]因此，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生产与其它电视节目一样，“主要围绕党和的每个阶段的中心工作，来组织、开展宣传，承担的是‘宣传’功能，扮演着党和的‘’角色，突出强调是意识形态的要求。”[2]正如《一口菜饼子》是为了配合关于“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一样，话语角色要求农村题材电视剧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服务”的文艺方针，强调“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主要是尝试用戏剧化的电视影像叙事阐释国家政策。

　　虽然说在新时期到来之前，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电视剧在内的艺术形态家庭，都要受制于当时文化形势的强力影响，但由于电视的新兴大众媒介属性，相比前几种艺术形态，电视剧这一艺术形态的作用，在更加受到、把关人系统以及从业人员重视的同时，由于外有压力以及内化而来的，电视剧作为艺术形态的大众审美属性更为淡化。并且由于文化形势和电视技术的双重制约，电视剧也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的形态和品格，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相对于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形态，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影响都要小得多。

　　受新时期以前社会发展水平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电视剧作品中，农村题材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与其它题材一样，日益泛滥的“左倾”文艺，直接妨碍了创作者用艺术的眼光去透视农村生活的本质。因此，新时期以前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对农村生活的反映，具有明显配合任务乃至图解政策的明确痕迹，甚至一度成了极左的“传声筒”。

　　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尽管风格迥异、主旨多样，但主流文化形态一直是其核心形态。譬如：《希望的田野》“三农”问题，触及基层党的建设的问题，反映了农村基层工作的重要性；《美丽的田野》讲述了一个村委会主任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故事；《永远的田野》以通榆向海自然区为实景拍摄，通过剧中望海村村民对自然性的开发所造成的，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从农村选举村干部这一话题切入，反映了海选过程中农民面貌的与时俱进；《情满珠江》以全景式的艺术演绎而成为中国农村变革的风情画，传达了南国的多种信息，抒写了人物的新思维与新情感；《当家的女人》表现了农村致富的和农识变迁的缓慢；《湖畔》以主人公马莲耕地推广农业技术这一故事为中心展开叙述，把科技兴农的新观念形象、生动地诠释给观众；《清凌凌的水 蓝莹莹的天》以环保为主题，以乡情、爱情、兄弟情、父女情等为主线，讲述了发生在东北一个美丽村庄里的故事；《静静的白桦林》关注农村的大病统筹和医疗等重大问题。《乡村爱情》多角度地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牛铁汉和他的儿女们》特别注重幽默性和娱乐性，把农村的发展融入到趣味横生的情节中；《插树岭》展现了东北农民在大潮冲击下离开黑土地进城打工，学到了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最后在党的富民政策鼓舞下又回归黑土地的心迹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话语的重要载体，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生产不能够完全按照商业模式来操作。在政策和管理的层面上，创作上的支持、上的扶持、评上的倾斜等措施，对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生产都发挥着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从新时期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视剧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对的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思考上。电视剧与电影、文学等艺术形态共同承担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的任务。农村题材电视剧与当时思想解放、意识形态要求的一致，并自觉地从文化自身寻求艺术发展动力。因此，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文份凸显出来，文艺的角色包含在这种文份中，使得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生产文化启蒙与、思想解放汇流的精英话语角色开始彰显。

　　技术的使用是确立新时期以来电视剧独特美学品格的关键因素，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革新，而且代表着整个电视剧艺术发展的根本性革新。在技术方面，全国各开始不同程度地使用轻便灵巧的小型摄像机和机，为摄制电视剧提供了方便。磁带的应用也使电视节目便于携带和储存。还有一些演播室内的设备经过更新，彩色电视控制台上安装了各种特技设备，像幻灯投影和抠像特技，这就为在演播室内外景戏创造了条件。

　　1978年5月22日的第一部电视剧《三家亲》就是农村题材的。随后涌现的《桑树坪记事》《好男好女》《太阳从这里升起》《远方》《新星》《雪野》《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等精品佳作与当时文坛的反思文学和文学汇聚为一股文化。这些作品主要以人物形象的深层心理结构为依据，以人物自身的情感愿望为中心，表现了新一代农民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与，并对这种努力和的嬗变的“心史”予以艺术再现。譬如，《新星》中的南作为古陵新上任的县委，主要表现的是他的创新和作为一名员的强烈责任感。尽管这部电视剧因把南塑造成了“李青天”而受到非议，但它毕竟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力、震撼力和新鲜感。南的感、感、责任感和大刀阔斧的，既得利益者的抱残守缺、思想，还有对积重难返、历史重负的深刻反思和对前途的掂量、忧虑等等，都叩击着时代的脉搏。南形象既是长期以来的“青天”文化和“”思想孕育的产物，也是、锐意进取的时育的产物。农村作为关系民族未来的最重要的，自然成为电视艺术家描绘与思考的重点。

　　以知识为主导的精英话语在文学、电影、美术、音乐都有着丰厚的资源和话语空间，但定位属于大众通俗文化的电视剧就很有可能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然而，已经确立自身艺术品格的电视剧并没有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住手脚，而是将精英话语的内核与通俗化的表现形式较好地结合起来。譬如，以《篱笆·女人和狗》等“农村三部曲”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完全有可能深度的文化反思，但这些作品机敏地强调了人物角色的深层心理意识，把情感活动和交往当作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从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透视时代和社会现实，避免了文本的小众化，使得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生产既没有脱离文化大背景，又保持了的精英话语的艺术品格，尤显难能可贵。

　　三、大众线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大众文化的崛起，特别是面对全球化的文化发展格局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发展的态势，电视内容生产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型日渐成为发展趋势，其产业模式、管理机制、渠道、发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面对电视发展的这种新格局，电视剧创作生产被纳入市场化的轨道。作为文化产品，电视剧的评价标准变转换成它的市场价值的实现，如较高的收视率、较强的广告拉动能力或者市场回收能力、开发能力，能否形成产业链、创造市场价值等。

　　1993年，出资350万元购买连续剧《爱你没商量》的首播权，成为中国电视剧市场的一个标志。此后，许多电视剧的创作和发行开始实施市场化运作。电视剧的投资和创作开始打破各级、电影制片厂、各部委宣传机构进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性投资与创作的局面，实行了市场化的多元投资组合策略，从而使电视剧的投资主体多元化，进而分担了投资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后，民营电视剧制作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与各级电视制作单位的企业化、市场化成功运作，推动了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发展与成熟。

　　农村题材电视剧在继续担当话语和精英话语角色的同时，在表现重大农村社会问题中担当了越来越多的大众话语角色，如《外来妹》《女人们》《山不转水转》《颖河故事》《情满珠江》《走过柳源》《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希望的田野》《三连襟》《烧锅屯的钟声》《都市外乡人》《插树岭》《静静的白桦林》《当家的女人》《永远的忠诚》《阳光上》《我的土地我的家》等，都在农村先进人物塑造中蕴涵着普通百姓的人生理想和人格魅力。此外，反映农村日常生活的农村题材电视剧蔚为大观，农村题材电视剧加大了与普通农民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对平凡生活的兴趣，出现了诸如《女人不是月亮》《黑槐树》《刘老根》《好爹好娘》等优秀作品。农村题材电视剧大众话语角色得到空前的放大和凸显。

　　《外来妹》《三连襟》《烧锅屯钟声》《插树岭》等作品表现更多的是农民的、诚实、和理想。这些作品深入到农民对自身发展道的探寻，反映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体现了艺术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探索和思考。这些作品高扬现实主义理想，既看到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又看到现实正是实现理想的必经阶段，从而以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表现美好的人文情怀和现实。

　　从1958年中国最早的一部电视剧同时也是最早的一部农村题材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开始，中国农村题材电视剧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从“”背景下的起步时期到“”期间的停滞时期，从“”之后的复苏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兴盛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边缘时期到新世纪以来的复兴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发展始终与中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从反映话语的对农村外在风貌变化的宣传，到反映精英话语的对农民内在文化性格的反思，再到反映大众话语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展现，农村题材电视剧经历了从宣传品到艺术作品再到市场商品的属性和形态的叠加与交融，呈现出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价值取向。只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待“三农”问题的态度不再盲目乐观，不再一味地陷入憧憬和幻想，而是多了几分的冷静和。主创人员对中国农村经济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的认识，审视农村问题的视角更加丰富多元，并力图在彰显农村现状的同时给予人们前进的希望和信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发展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核心角色都是充分体现思想性，即“有效传达国家意识形态，对观众进行意识形态塑造”[3]。当然，不同发展时期农村题材电视剧又将这种思想性不同程度地隐蔽在艺术性和观赏性的背后，让思想性从“情节和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4]，并且通过艺术性和观赏性作用于观众个人的无意识和意识而潜移默化地完成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加工。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最基本的叙事策略，都是要通过提高艺术性和观赏性，而使观众能在无意识中自觉地接受负载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性的影响。

　　[1] 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中国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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