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书籍泛滥，能证明中医文化自信吗,94vv

中西医之争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这一论争已超出了单纯的医学范畴。文化自信对于传统中医药学科而言，有着怎样的意义？在经历了西学东渐、西方医学渐成主流学科的趋势下，如何更好地学习、传承、探索、发扬和创新传统中医药学？日前，“文化自信视野下的传统中医药学对话西方医学”研讨会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表示，应在生命科学层面上搭建对话平台，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正确认识中医和西医。

9年前，曾有一句话在社会上走红——“西医让人明明白白死，中医让人糊里糊涂活。”作为与这句话的走红直接相关的“当事人”，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何裕民教授表示，虽然是调侃，但在其背后体现了这样一种认识：中医对于很多病说不清楚，但能看好，当然主要是慢性病；西医对于很多病，特别是肿瘤，道理说得很清楚，但是效果不好。在何裕民看来，生命是有智慧的，是自主的系统，是可塑的，它会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就此而言，中西医没有高下之分，不是相互抗争，而应该彼此互补。中国人的生存核心价值首先是“乐生”，即快乐地对待生命，接受生命，接受生和死。第二个层次是“达生”，能够自由施展自己。第三个层次叫“享生”，享受生命。然后才是“卫生”，卫生后面一个小点叫“治病”。这是我们的健康观，也是生活观。今天我们讲“健康中国2030”，靠医院吗？恐怕不是。关键还是看生活方式、生活理念、生活哲学。医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医学的核心不仅仅是治病，首先是强调合理生活。

上海中医药大学社科部樊民胜教授认为，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过去曾有法国医学、罗马医学、埃及医学、印度医学等，现在我们能够听到的民族医学，全世界只剩下一个——中医，其他的都已消亡。现代中医药为什么会落伍？根本的原因是体制的落伍和衰败。当西方社会经过文艺复兴，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大踏步地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我们却陶醉于以往的成就，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甚至一向仰慕中国文化、以中为师，写出过国宝级的《医心方》的邻国日本，也转向了西方。樊民胜指出，在重新树立对中医药自信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今天的中医药不再是地域或者民族的概念，医药学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是哪一国独占的专利，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地球村的时代，更是如此。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让很多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医药的价值，为全世界用低廉的青蒿素来治疗疟疾开创了一条路。当代医学它应当是整合医学，是互相的融合，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

怎么找回中医文化的自信？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认为，首先要从意识层面着手。很多反中医的言论都打着科学的幌子。其实，他们所主张的那种科学观念早已经过时。西方科学观念是17世纪以牛顿力学这样一个宏观物理学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强调的是科学的实证性。而中医学的实证性和西医学的实证性，确实是不一样的。中医一方面是从整体主义出发的，同时又特别注重个体的差异性。所以我们要构建对中医的自信，需要从新的一些科学观念出发，来论证中医学的科学性究竟在哪里。其次，要建立一套中医学自身的话语系统。现在医院所有的分科都是按照西医来分的。如果一切以西医为核心、为标准、为价值，那么要确立中医的自信还是很难的。

上海文化学者陈乐平指出，现在社会上低层次的养生类的书籍，简直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但是，这里面很难说跟中医文化自信有多大关系。在一些人心目中，中医依然是一种“伪科学”。究竟应当如何来看待中医或者说认识中国传统的医学文化？不妨看看国外专家怎么说。有位叫曼福瑞德·波克特的德国老人，他曾任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在欧洲他不仅是与李约瑟齐名的汉学家，而且是一位中医学家。有很多人认为中医不是科学，是哲学或者是一种文化，，波克特的观点却不是这样。他认为，从科学与技术的比较上来讲，西学还只是一种典型的生物医学，或者说是动物医学，还远没有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医学。而且西方医学已经进入了方法学上的死胡同，它不能像中医那样对个人机能失调作出精确的判断，并进行治疗。他得出的结论是，“不仅中医走向世界是必然的，而且长远来看，中医应该比西医有更广阔的前景。”波克特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张苇航副教授认为，中医文化不是一个死的、僵化的系统，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体系。我们引进技术、引进方法、引进药物，包括我们引进了很多新的概念的建构，实际上都是不断在充实中医文化体系。要从全球化、多角度来看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从根子上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比如，能不能从中医“破茧而出”，变成中国的医药学文化？不管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中国医药的组成部分。

第二军医大学常运立副教授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了阐述。医学伦理学是个舶来品，如果完全用西方医学伦理原则来指导国内的医学道德实践，就会出现问题。比如，有人张口就提西方的“四原则”，而西方“四原则”第一条就是自主性原则，但是这种自主性原则却体现了西方的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体系。它能不能作为一个指导性原则来指导我们国家的医学伦理学实践，是有待商榷的。医学伦理学只有进入我们自身的文化体系，进入我们的语言，才有意义。为此，常运立提出四方面的建议。一是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医乃仁术”的道德信仰。二要从革命文化中培育和树立医生的牺牲奉献精神。三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学伦理体系。四要在医学理论教育中讲好中国故事。比如，医患矛盾，不能单用西方的案例来分析，而要更多融入中国文化的视角和方法。

此次会议由上海市医学伦理学会、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中医药大学主办，上海中医药大学社会部承办，是201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届（2016）学会学术活动月活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