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奇人陈炳旗·杭州日报,故宫灵异事件

我叫陈炳旗，今年69岁，我不仅是个医生，也是个病人，而且是鬼门关口走了一遭的人。我现在走路左脚还不是很利落，左手的肌肉也还是塌陷的，别人以为我中风过。其实，我就是你们经常听到的“渐冻人”。

1992年，我44岁，被确诊患上“运动神经元进行性脊肌萎缩”，我自己做中医，中医上把这个病称为“痿癖”。当时拿着医生的诊断书，就仿佛拿到了阎王爷的“判决书”，医学上得此病的人，最长生命期7年，也就是说，我最多只能再多活7年。前几年在胜利剧院，偶遇了一个老朋友，老朋友看到我的眼神就跟见到鬼一样，又惊又喜，他说，自从他得知我生了这个病，也没敢跟我多联系，以为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出生于四十年代，成长在金华市白龙桥镇上的一个村子里。以前医疗条件差，母亲在我11岁的时候，患上了肺痈，这个现在用几味药就能治好的小病，却要了母亲的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离世，我立志要做一名医生。

二十岁出头，我就成为村里的一个赤脚医生。当时村里有个老药农叫倪大万，年纪花甲，长居深山，偶尔出山来卖药，有缘能碰上他的人，就让倪大万帮忙看病。为了能碰到这位“高人”，我一边自己经常进山采草药，一边广交了很多山里的朋友，在他们的引荐下，我认识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师傅，跟着倪大万，我识遍了山间各种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药材，再加上我这个人爱钻研，也研究出不少属于自己的“独门秘方”。

村里我有个开裆裤兄弟，因为一只眼睛瞎了，我们叫他“独眼龙”，独眼龙的亲娘得了胃癌，送去城里，城里的医生说“差不多了，没得治了，病人想吃啥让她吃点”，只好又接回了农村。但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亲娘癌痛一发作，喊得哭天抢地，左邻右舍的人都能听到，大家背后流言蜚语，指指点点。独眼龙没法子，就来问我有没有办法可以缓解他娘的痛。我记得以前看过医术上记载着斑蝥虫可以治癌，但具体怎么治，上面没有写，看看独眼龙的娘遭这份罪，我想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

我先去抓来斑蝥虫，别看这种小小的硬壳虫，并不好抓，一抓在手里，它就“噗”得放臭屁，这个屁顷刻间把我的手指甲熏黄了，足足两个多星期，这个黄色才能褪去。我就想到，这个屁毒性这么强，癌也是人体上的“毒”，我要不就以毒攻毒。但怎么拿“屁”去攻独眼龙娘胃里的“毒”呢？我拿来几个生鸡蛋，在鸡蛋上打一小孔，把斑蝥虫一只只地塞进去，然后再用几粒饭子捏成一团把鸡蛋的孔死死堵住，然后放到锅里去煮，温度一高，斑蝥受不了了，在蛋里拼命放屁。等蛋熟了，敲开一看，蛋白都被斑蝥虫的屁熏成了黄色，一枚“毒鸡蛋”出锅了。

我备好解药，自己先试吃了个毒鸡蛋，没被毒死。下一步就拿去个独眼龙的娘吃了，他娘被癌痛也折磨得死去活来，对吃这个毒鸡蛋毫无异议，而且还说，真的把她吃死了，也不用我负责。于是，他娘几口就吃掉了鸡蛋，据独眼龙说，当天夜里老人家的肚子“咕噜噜”直叫，胀，他娘起来拉了半马桶的屎，奇臭无比。拉完后，他娘肚子觉得通体舒畅，胃也不痛了，全靠这个“毒鸡蛋”的方子，独眼龙的娘后来又活了两年多。

不仅四脚蛇是我的老师，大自然中各种蛇、虫、百脚都是我的老师。

自打这件事后，我对研究疑难杂症越来越有兴趣。有一天，一群人围着看什么，我凑进去一看，呵，好家伙，原来是一条半尺来长的蜈蚣和一只四脚蛇在打架，你缠我扒，我咬你翻，四脚蛇的伤势有点重，打着打着，它突然虚张声势一下，转身溜走了。看热闹的人群一哄而散，我不甘心，觉得毒蜈蚣肯定在四脚蛇身上喷了毒液，它会溜去哪里呢？我紧随其后，四脚蛇因为受伤，爬得不快，看到它来到一丛灌木下，将伤口对着树皮，轻轻蹭呀蹭。我心想，这灌木，莫非能治毒伤？

等到四脚蛇走开，我捡起一个石片，在灌木树干上刮划，用随身的小瓷缸接下树汁。为了验证这个树汁是否管用，我先在鸡身上试，的确有效。我又在自己身上试，抓来一条长蜈蚣，拦腰斩断，让发怒的蜈蚣死死咬住自己，不一会儿，蜈蚣的毒液就把我身上的淋巴激大了，我赶紧用那树汁又涂又挤，嘿，疗效真不错。

不仅四脚蛇是我的老师，大自然中各种蛇、虫、百脚都是我的老师。我这个村民眼中“神经有点毛病”的赤脚医生慢慢有了点小名气，而后我又在部队里学了外科，同时，又被抽调到公社里，作为公社党委书记的培养对象。

没想到命运最终带我来到杭州，1978年恢复高考，我成为首届大学生，考进浙江中医学院就读。虽然我在田野中成长起来，尝遍百草，识得百药，但我对中医课本里的知识充满渴望，每天教室、图书馆、寝室，三点一线。因为成绩优异，我毕业后留了校，也因此结识了我的恩师——中医泰斗潘国贤教授。潘老年轻时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潘老曾在重庆中央国医馆任教务主任，给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看病。

1961年，潘老回到浙江，成立了浙医大二院第一个肿瘤科室，1964年，他又开辟出了浙江中医学院肿瘤科室。潘老自身很喜欢中草药，而恰好，我对草药如数家珍，两人志趣相投，在这样的机缘下，潘老收下了我这个从“赤脚医生”成长起来的关门弟子。

拿到诊断书那刻，犹如拿到一份死刑判决书：“运动神经元疾病”

我一边做潘老的弟子，一边在浙江中医学院门诊部做副主任，看似各方面发展都越来越好。1989年，在我工作的第七年，我发现自己左手颤抖，起初并没多在意，后来左上肢明显乏力，肌肉开始萎缩，手慢慢不听使唤，继而左腿迈不开步子，走路的腿如扫地一般，完全使不上劲。

我先去了浙医二院，拿到诊断书那刻，犹如拿到一份死刑判决书：“运动神经元疾病”。顿时，整个人五雷轰顶，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这个病的得病概率很小，书上写只有十万分之四。我心存侥幸，肯定是误诊了。一路走来，天将降大任于我陈炳旗，不会这么快要收我回去的。

我又去找省外的大医院看，上海的华山医院、中山医院，江苏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我不甘心，又跑到北京，在最权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里，测了肌力，做肌电图，最后得出结论是肌体失神经改变并有巨大电位；再会诊——前角细胞病变，两侧手肌左臂明显萎缩，下肢膝、踝关节反射消失。依然是：“运动神经元疾病”。

我一个人如一片飘零的落叶，游荡在路上，看着不争气的脚、不听使唤的手，我没有马上回到杭州，而是走进了国家图书馆，希望在这里能找到一线生机。

我找出很多本医书，凡是和“神经”有沾边的内容，都一页页仔细读过去。我看到一本当时国际上最权威的医学专著《西氏内科学精要》上写着：“运动神经元病，首先累及眼球部及肌肉、身体一侧的单个或两个肢体，对称的上肢或下肢或四肢同时发生肌肉萎缩和麻痹……病因不明……在2-7年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