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审视现实人生 ——对李庚辰杂文渊源及流变的当代性梳理 ■里 详

　　我国的散文自古以来就有“言志派”（或称“闲适派”）与“载道派”（或称“派”）的分野。所谓的“言志派”，正如林语堂在其《〈人〉发刊词》中所称，“以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追求抒写“”与“性灵”，“所说是自己的话，所表是自己的意”，“让自己方寸中一种，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由笔端流露出来。对此，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所谓的“载道派”是颇不以为然的。他们竭力反对将“屠夫的付之一笑”，或把杂文当作“文人雅士卖弄风情的玩意儿”的闲适创作态度，主张“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的血的东西”。（鲁迅《小品文的危机》）从李庚辰的创作风格看，他的作品显然不属于前者，我们也由此不难理解，创作风格与鲁迅等“载道派”极为相似的李庚辰为什么对杂文的战斗风格一直有着特殊的偏爱。

　　李庚辰的职业使他一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及时发现问题，并不失时机地将其发现的问题反映到自己的杂文创作当中。如有感于某些人骄傲自满倾向的危害，他及时写出了《骄必败》一文，详细论述了骄兵必败的道理；针对某些领导干部人浮于事的工作作风，他写了《“酌情处理”种种》一文加以；即使是一些旧题，他也常常能结合现实情况，琢磨出当前的新意来。如《“跪”的论辩》一文，作者追根溯源，从封建社会民跪官的生发开去，了当今一些执法人员当官做老爷的封建官僚作风。

　　长期以来，杂文是不是文学，杂文需不需要形象思维，是文学界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尽管每一个杂文家都身体力行地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以正视听，就连鲁迅先生也多次强调杂文的文学特征，但杂文一直是以“文艺性的论文”（瞿秋白语）的面目和性质出现在现当代文坛上的，杂文在中国文坛实际上一直是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而从另一方面看，杂文固然具有“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现实主义特征和“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的新闻时效性，但这并不是决定杂文是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换言之，杂文并不是具备了现实主义风格和新闻性就一定是优秀的作品，它必须具备更多的文学方面的因素。

　　关于杂文的形象性问题，李庚辰曾有过自己独特的体验。他认为：“杂文往往通过形象讲道理，寓道理于形象之中。优秀的杂文作者总是着意于形象的描绘，努力使用种种形象化的手段，刻画出鲜明生动的杂文形象来。”而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他也往往通过运用传统文学的白描手法，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一些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以增强文章的力和艺术感染力。如他对演艺界走穴者形象的刻画（《答古月问》）、对当前一些执法者的描绘（《“跪”的论辩》）、对一些为官者大慷国家之慨却又心态的展现（《“注意影响”种种》），都表现出了形象性在李庚辰杂文艺术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作品中没有这些对所表现和对象的形象描绘，只是用干巴的议论对其进行、，固然也能使文章产生出较强的战斗性，却失却了杂文作为文学作品所应具备的耐人寻味的特点。

　　其实，以鲜明的形象性增强杂文的力和论辩色彩在鲁迅等杂文大家的笔下已早有体现。如果翻开鲁迅的杂文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形象性在增强杂文战斗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鲜明的形象性使鲁迅杂文起到了一剑封喉、寸铁的致命功效，使被和者的尽现无遗，并使他们感到作假的困难。李庚辰杂文显然将这两者的结合作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使其杂文既表现出较强的特征，又不乏艺术的合理想象。

　　因此说，李庚辰杂文较好地处理了思维与杂文艺术手法的结合。具体地讲，在原则的支配下，李庚辰运用杂文这种文艺样式所独具的表现手法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表现手段，使作品的“杂文味”得到最大程度的加强。增强杂文的“杂文味”是每一个杂文家孜孜不倦的追求，但如何实现这个目的，无疑需要作者运用自己的判断对表现手法进行合理的选择。因为杂文虽然是文学作品的一种，但并不是每一种文学表现手法都能原封不动地运用到杂文的创作当中，杂文毕竟有它自身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手段。比如我们常讲“的生命在于真实”，但真实决不是将现实生活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作品当中就万事大吉了的，它同样需要作家对手法进行的选择。而“幽默”手法的合理使用就使杂文与其他文艺样式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在李庚辰的杂文创作中，“幽默”不仅是其杂文增强性和战斗力的主要手段，而且也成为其杂文艺术表现手法的一个主要特征。如他对某些干部官僚作风的议论（《“我是群众选的”？》），对为人者形象的描绘（《“说话的艺术”与“说话的”》），对当前发表文章过程中所出现的不正之风的（《署名的“名”》），对拍马溜须术的探究（《“揣摩术”浅析》）等等文章，都写得既潇洒活泼，又论析透辟，让人忍俊不禁，从中受到教益。

　　“载道派”与“言志派”观念上的差异在五四时期得以强化。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有的作家主动出击，在一切假丑恶和面前毫不退让，挺身而出，并予以迎头痛击；而另一些作家则急流勇退，回归了自己的心灵，刻意表现自己的一己悲欢和“风花雪月，身边琐事了。忙者自忙，闲者自闲。”（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两种不同的散文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我们在此无意否认自五四以来“言志派”散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实，“言志派”散文作为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重要一翼，以及新文学的重要文艺样式之一，在我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上取得的重要地位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实际上也代表着现当代散文发展的主流方向。将一切消散闲逸的抒情小品都为“士大夫的优裕和文人的假清高结合的产物”，也有认识上的偏颇和门户之见之嫌。“性”的杂文与“闲适性”的散文小品各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和其的合理理由，决不可对任何一方有所偏废。但如果只见鲜花不见毒草，否认良莠混杂的社会现实，不对毒草进行仔细地分辨并及时予以铲除，不仅会助长这些不良社会现象的继续存在，杂文的战斗特性和功能也会在这种慢性的中殆尽，并最终。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就杂文的创作现状看，战斗功能和性在一些杂文当在逐渐地淡化。诚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与鲁迅的时代有着本质区别的时代，正如杂文家牧惠所言：“鲁迅时代的不同社会主义时代的不也不一样。但是，在仍然有不（也即是封建遗留）、不科学（也即是）这一点上的相似，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切。既然仍然有不、反科学的事实在，鲁迅式的杂文就有存在和发展的理由。”牧惠的这番话不仅深刻地指出了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种种弊端与矛盾，同时也指出了今后杂文必须要走的方向。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的现实，不难发现牧惠这段发自上世纪80年代的话中所包含的深刻洞察力和丰富的前瞻性，这实际上也切合了鲁迅所作的“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是可以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的血的东西”的论断。

　　因而，当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再次转向李庚辰杂文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李庚辰杂文艺术中所表现出的，正是作者在总结和认识到了杂文现实的特性，以及杂文的战斗性和讽喻功能等文体特征之后所做出的选择。作为作家的李庚辰当然也有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的创作，我们也没有理由来要求作为作家的李庚辰去创作适应某种创作风格或流派或者去创作迎合某种阅读趣味的杂文作品。但是，回归杂文的特征，张扬杂文的、功能，理应是今后杂文的创作主流。即使所表现的是，也要心存忠厚，对其进行必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善意，而不可姑息错误，以致养痈遗患，最终铸成大错。用多样的艺术手法丰富杂文的艺术表现手段，以达到揭露丑恶、鉴戒后人的作用，这理应是一个杂文家的和。李庚辰杂文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意识和现实主义战斗风格，从这一意义上讲是对当前杂文创作中战斗性和性弱化倾向的一个反拨。这是我们在整体地考察了李庚辰杂文后所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