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中国当前经济形势总体判断及其宏观走向

　　分析中国现阶段经济形势，形成了五个基本判断：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看，“后危机时代”即将过去；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看，总体处于健康发展期；从改革进程看，中国进入了“后改革时代”；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处在“双重并存”阶段；从区域发展看，中国仍处于非平衡时期。未来，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拉力、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重点和经济发展热点等五方面会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未来一段时间以及更长远的“后改革时代”[1]，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中国当前经济发展质量怎样，总体上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还是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是不健康的、恶性循环的[2]？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怎样，前景是较为光明充满希望，还是充斥着不确定性和矛盾而令人沮丧？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决策者们需要应对的核心难题，也是经济学家们要厘清的关键问题，更是切乎企业家和百姓实际利益的热点话题。解答这些问题，正确判断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准确把握未来发展趋势，正是本文的工作。

　　我们认为世界主要国家基本渡过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还将持续，并不会出现部分机构与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金融危机还将继续导致世界经济低迷运行，或者出现“二次探底”甚至是新一轮的衰退。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10年GDP增长率大都恢复至或接近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6、2007两年的水平。金砖四国中只有俄罗斯，G7中只有意大利、英国、法国复苏较慢（见图1、图2）。具体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2009年三季度以来，其分季度GDP增长率已达到或接近2007年的水平（见表1）。同时，2009年美国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利润率都不断上涨，分别从一季度的2738亿美元和6292亿美元增至四季度的4141亿美元和7464亿美元，分别增长51.24%和18.63%[3]。而中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经历了2009年8.6%的“低增长”之后，2010年重回10%以上，达到10.3%。

　　我们认为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准是“长期平稳较快”。具体来说，应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与经济拉动三方面进行考量。

　　第一，GDP增速长期在高位稳定。中国GDP从2000年的99214.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11年间增长了301.13%，年均增长率达9.88。不仅远好于世界经济的同期表现，也好于或接近高增长地区在历史上的最佳表现。同时经济波动幅度也较小，峰（2007年）谷（2000年）差为4.6%，经济增长高位收敛趋势显现。

　　第三，消费、投资、进出口都高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分别从2000年的40355亿元、37214亿元、5098亿美元增加至2009年的125343亿元、224846亿元、2207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210.60%、504.20%和332.97%。

　　第四，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提高。2000-200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从2253元和6280元提高到5153元和17175元。

　　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能在较长时间保持高速增长是合理的。第一，中国增长能量释放的时间应与受压抑的时间成正比。170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25%，1820年上升至32.9%。但是经历了百年的半殖民、战乱与动荡后，到了1949年，这一比重降至5%，1978年再降到4.9%。经过改革开放32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2009年这一比重上升至8%。而按照英国历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恢复在历史上的地位，GDP将占到世界GDP的25%[4]，而一些经济学家与机构则预测，到204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40%。

　　第二，中国与其他国家极大的差距与中国人致富的存在巨大矛盾。2009年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均GDP排名，中国仅居第100位，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低于同为转轨国家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甚至低于秘鲁、阿尔巴尼亚等发展中国家（见表2）。2007年世界43个国家按每平方公里的GDP排名，中国位居第24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低于捷克、波兰等转轨国家，甚至低于斯里兰卡、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见表3）。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又被激发出了无穷的致富和创富行动，上述的巨大差距和中国人的巨大冲动之间的矛盾必然催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第一，三次产业结构逐渐优化。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保持稳定，第三产业持续上升。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28.2%、47.9%和23.9%转变为2010的10.18%、46.86%和42.96%。第二，城乡结构日趋合理。城镇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36.22%上升至2009年的46.59%，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同时，经济结构中问题仍比较突出。第一，产业结构方面。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2010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2.96%，低于美国的78.90%、日本的72%、英国的72.80%、法国的65.50%和印度的54%。第二，城乡结构方面。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率依然偏低。2007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59%，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英国的90%、澳大利亚的88.9%、美国的85%、法国的77.6%、德国的73.7%、日本的66.6%，也低于俄罗斯（72.8%）、巴西（86%）等新兴经济体，仅高于印度的29.8%。

　　第三，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先看国际：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69，这一数字远高于日本的0.249、德国的0.28、法国的0.33、英国的0.36和印度的0.368，也高于美国的0.408和俄罗斯的0.437。再看国内：分行业看，2008年平均劳动报酬排名第一，第二位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金融业，人均劳动报酬分别是54906元与53897元，而排名最后两位的住宿和餐饮业与农林牧渔业，人均劳动报酬分别只有19321元与12560元，收入最高行业的人均劳动报酬是最低行业的4.37倍；分地区看，2008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最高的地区是北京市，达到55844元，是最低的江西省20597元的2.71倍；分城乡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倍数从2000年的2.78倍扩大至2009年的3.33倍。

　　第一，资本和消费对经济拉动巨大是合理的。我国公共投资（公共消费）历史欠账太多，发展严重滞后，所以现在我国总体上仍然处于投资拉动阶段。同时个人消费并不滞后，只是消费结构不合理，物质消费比重较高，精神文化消费比重偏低，这导致了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近几年略低于资本形成的贡献。第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变化剧烈是合理的。进出口本身就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外部扰动而发生剧烈波动，此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力在2009、2010年出现了负值，分别为-3.9和-0.6个百分点（见图3）。

　　我们把中国过去32年的改革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把未来的改革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进入后改革时代，中国的改革要实现四个转变：

　　第一，改革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前改革时代，中国经济落后，人们生活困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主题，在这一阶段“发展是硬道理”。在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发展与提高，但问题的解决却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因此，在这一阶段“和谐是硬道理”。

　　第二，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在前改革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适应产生的矛盾，因此改革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在后改革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和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的性质也变为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结构的创新，包括观念、文化、管理、知识、技术、生产流程、产品、经营模式、企业家及企业组织创新等。通过企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我国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三，改革的任务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分离化”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体化”。“分离化”是指在前改革时代，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由此出现了富人与穷人的分离；拥有特殊资源的地区通过政策先富起来，由此产生了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分离；城市利用自身优势先富起来，由此加剧了我国本就存在的“二元结构”。“一体化”就是要在后改革时代，按照 “和谐发展”的思路，促进由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变，实现城乡、工农、区域、经济社会、国际国内“五个一体化” [5]。

　　第四，改革的途径由“市场化”转变为“市场计划一体化”。“市场化”是指在前改革时代，改革沿着不断放开的市场化思路进行。但同时，中国又出现了诸多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各种社会矛盾，一是因为中国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市场化质量还较低；二是因为政府的“失位、缺位与越位”，宏观调控的时机还不准、水平还不高、手段还不丰富。所以在后改革时代，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化”不动摇，另一方面要加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实现“市场计划一体化”。

　　一国经济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建设—发展—消费”。“双重并存”是指我国东部已经处于“发展与消费并存”的阶段，而中西部尚处于“建设与发展并存”的阶段。具体到东部，“发展”是指完善以交通运输体系为代表的综合保障能力体系，同时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优势产业，现代生产、生活服务业等。“消费”是指物质消费量的增加、质的提高；文化、精神消费的普遍化、常态化；公共消费人均量的增加、范围的拓展。而对于中西部来说，“建设”是指一部分区域继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另一部分地区则将重点转向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发展”是指中西部部分地区重点发展基本产业解决吃饭与就业问题；部分地区重点发展特色与优势产业；部分地区重点发展社会事业，扩大公共消费范围，提高公共消费水平。

　　第一，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启动阶段来临。2004-2009年中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GDP增速的变化可以说明这种趋势，2004年四大区域的GDP增长率还分别为13.9%、13.1%、12.6%和12.2%。而到了2008年，四大区域的增长率排序首次发生了逆转，中部、西部及东北的GDP增长率都超过了东部。2009年这一趋势继续得以保持，中、西及东北地区GDP增长率分别高出东部2.9、3.7和1.9个百分点（见图4）。

　　第二，西部与其他三大区域差距仍然较大。从人均GDP看，1998年西部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东部、东北、中部的41.45%，45.57%，82.11%，而2008年这些数据仅提高到41.77%，49.11%，89.68%。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看，东、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2001年的3266.7元、2165.2元、1662.2元增加至2009年的6742.8元，4864.8元、3685.6元，年均分别增长9.5%、10.6%和10.5% [6]，差距依然十分巨大。从财政收入来看，2009年全国省市地方财政收入排名中，前6位都是东部省（市）：广东3649、江苏3228.8、上海2540.3、山东2198.5、浙江2142.4和北京2026.8亿元；而后6位全是西部省（区）（除海南排在倒数第4之外），其中最高的贵州为416.5亿元，最低的宁夏、青海、分别只有111.5、87.7和30.4亿元。

　　第一，经济条件方面的因素。其一，中国地域广大，发展余地很大。中国有广大发展不足的内陆地区和尚未开发的海洋区域。其二，中国人口众多。截止2009年底，中国人口达13.347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67.5036亿人的19.77%，人口过多虽然会导致各种人均指标偏低，但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很多企业只要做到中国第一，也就做到了世界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有利的人口结构为劳动力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7]”。其三，中国发展层次低。一个国家由低到高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要经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量到质”三个阶段，中国现在处在从少到多和从量到质的转变阶段。

　　第二，市场机制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中国32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逐步唤起了人们对财富合法追逐的热情，拓宽了获得财富的渠道，完善了对已获得财富进行保护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简而言之就是顺应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人最大化”的基本假设。而中国的改革进程远没有结束，对经济人最大化的认识还会进一步加深，每个个人和企业的致富还远未被满足，保护私人财富的各种制度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市场机制方面的因素都会促使中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快速发展。

　　第三，体制方面的因素：政绩就是英雄。中国由上到下层层发包、层层考核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有强大的晋升激励[8]和锦标竞赛热情[9]，晋升较量的是政绩，锦标竞赛赛的还是政绩。而各项总量经济指标因为最易统计、最能减少分歧和相对公平，而被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我们不否认这种考核标准存在种种问题，但“政绩就是英雄”的理念确实大大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众多替代性的考核指标在短期内尚不能取代现有标准。所以，从体制方面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第一，由规模到结构的转变。前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表现为数量规模的扩张和外延的扩大，而后改革时代则应转变为“数量规模合理、内涵扩大为主[10]”。而内涵扩大的关键就在于结构的调整，将经济拉动结构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变为内部需求主导；将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主导转变为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主导；将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从依靠粗放式的要素密集投入转变为依靠集约式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投入。

　　第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中的农村规模经营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一方面，由于农村各种生产要素过渡分散，导致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都难以建立。所以必须整合各种分散的生产要素，推动农村人力、土地两大资本再配置，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另一方面，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结束，后改革时代面临的问题是在农村如何实现城镇化，在城市如何使流动的“农民工”变为固定的“城市人”。

　　第三，公共消费的拓展。我国公共消费十分滞后，一方面表现为在基本交通、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和基本住房等一系列带有公品性质的领域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高层次的、特殊性的公共消费产品供给较少，在疑难疾病治疗、特护机构、职业学校等领域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要改变这种滞后局面，就应该放开那些经营性与竞争性的公共消费领域，应该完全放开让民间资本进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公共消费的供给数量与水平。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时代的到来，即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力有其先决条件—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而这一条件的成立又要求“三个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束以提高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产业完成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转型以提高广大人民的收入；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传统要素转变为依靠技术与制度等新型要素以提高一国在全球分配中的份额。显而易见，这三个提高在我国都未实现，我们认为现在就急于强调向消费拉动转型是不合时宜的。

　　从投资角度看，我国现阶段存在“五方面滞后”：一是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既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更无法满足人们出行的需要。二是城市建设、房屋格局与建筑材料滞后，绝大多数城市在建设中特色尽失，千城一面现象严重；能历经百年考验的建筑物越来越少；毫无美感、火柴盒式的建筑大量在城市堆积[11]；在生产和使用两个环节中，高耗能、难再生、不环保的建筑材料仍在大量使用。三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基本保障性住房建设严重滞后，相当一部分城市原住民和绝大多数城市新移民只能处在蜗居状态，无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四是高质量的医院与学校建设滞后，医疗资源、教育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分配严重不公。五是公益性的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休闲场所建设滞后，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五方面滞后意味着存在巨大的建设投资缺口，昭示着巨大的建设投资机会。

　　第一， “新36条”的出台。2010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其中明确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6大领域、18个具体行业，尤其鼓励民营经济重组联合国有企业并参与国企改革，要求全社会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民间资本更多的参与进入为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外部条件。

　　第二，对垄断部门的改革。对垄断部门进行改革，为平均利润率形成创造条件有三个要旨：一要澄清“民进国退”与“国进民退”的本质。资产、资源流向配置效率更高，更具规模经济效应的主体理所应当，而过分追究这一主体的所有制属性意义不大，而“国”和“民”的联合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双方的正确选择都应是主动与对方联合，在互相借势发展中实现共赢。二要实现垄断部门的产权多元化。除了少数涉及的、属于“市场失灵”而无力供给的和已落后须淘汰的之外，其余垄断行业都应该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建立控股股东制衡的混合股权结构。三要完善垄断部门公司治理机制。主要解决配置和行使控制权问题，对董事会、经理层和工人进行监督评价的问题，在“委托—代理”框架下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的问题。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开篇即指出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12]”。具体来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第二，协调区域发展。最近的研究表明，从1990年开始，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分化趋势明显：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β-绝对收敛趋势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东、中、西三大区域相继分化成了具有不同收敛特征的“收敛俱乐部”，同时这种收敛速度在降低，收敛的半生命周期也在延长[13]。面对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扩大的事实，应在以下三点上下功夫：一是针对不同区域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实行差别化政策；二是完善不同区域的总体发展战略，其中重点是区域内城市、产业发展的布局和规划；三是在区域内发挥大城市的渗透、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和战略举措，无论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是建立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都要服务于这一战略思路和举措。

　　第四，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其一，要从政绩考核这一源头入手，改变过去“唯GDP论”的政绩评价标准，将“居民（城镇和农村）消费率”、“城镇调查失业率”、“农民工转为城镇户籍并纳入当地社保的比例”、“地方财政收入中用于公共服务支出的比例”、“各项环境保护、减排等约束性指标的完成情况”等纳入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其二，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是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进行创新；二是对社区管理进行创新；三是对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进行适当集中；四是要防止“瑞典式”福利病的出现和蔓延。

　　第一，中西部与东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获得了国家倾斜性的政策支持，有我国内陆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有4类6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占国家批复的9个综改区的2/3；还有2008年1月设立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9年6月设立的“关中-天水经济区”等一批地域性经济区。每个开发开放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经济区背后都是国家战略的体现，都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撑，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新热点。

　　第二，中国二三线城市。一方面，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已经受到如人口饱和、交通拥堵等问题的制约，发展余地和空间已经不大。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二线、三线，乃至四线城市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它们在避免向国际化都市迈进过程中出现“人口爆炸”、“堵城”、“伪城市化”等问题的基础上，一面可以有选择的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一面可以发展与自身资源禀赋和要素优势相匹配的特色产业。

　　第三，既适合生存又适合产业发展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应采取以下四个“三位一体”模式：一是采取“县城—大镇—大村（社区）”三位一体的农村城镇化模式。二是采取“镇办小学—县办初中—市办高中”三位一体的教育资源布局模式。三是采取“1/3的人员外出务工、1/3的人员在县城就业、1/3人员在村镇务农”三位一体的人员居住布局与劳动力转移模式，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四是采取“村卫生室—镇卫生所—县医院”三位一体的卫生资源布局模式，重点建设县医院。以上四个“三位一体”模式的建设都需要大量的投入，所以这类农村地区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又一类热点区域。

　　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未来我国应着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注意以下四点：一要注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是密切结合、相互衔接的，不能离开我国已有的产业基础完全另搞一套；二要注意培育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疏通渠道，搭建平台；三要注意在各大区域，各个国家级“试验区”、“经济区”，各省之间进行协调，依据当地资源、市场和原先产业优势有针对性、有选择的发展；四要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防止各地一哄而上盲目发展。

　　第二，现代能源化工与综合交通运输产业。现代能源化工几乎是全部工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上游和前向产业，我国是工业大国，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建筑业第一大国，又是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第二大国。而我国现代能源化工产业发展又相对滞后，与我国能源消费大国、工业大国的地位十分不匹配，所以必须大力发展现代能源化工产业。之所以说综合交通运输是热点产业，是因为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活动十分频繁，但是中国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十分落后。

　　第三，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包括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过去我们往往强调生活性服务业，忽视生产性服务业。下一轮的热点产业之一就是对传统生活性服务业的提升，提升文教卫生、商贸流通、旅游休闲、娱乐健身、餐饮住宿、交通运输、市政服务等产业；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力开拓，发展金融（包括银行、保险等）、供应链管理与物流仓储、创新与设计、咨询与管理顾问等产业。

　　第四，海洋产业与航空航天产业。近代中国自19世纪40年代起，之所以历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原因之一就是在海洋贸易不断扩展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我们闭关自守，失去了海洋。现在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面对世界强国在全球不断控制资源、兼并土地，向深海和太空进军的国际形势，中国不仅要追回海洋，同时也不能再错失天空和太空。这样的国家意志与国家战略意味着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海洋产业、航空航天产业必将成为热点产业。

　　[1] 白永秀，任保平.未来30 年改革的主题判断和路径选择[J] .改革，2010（1）：20-25．

　　[4]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千年表现（公元960-2030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

　　[5] 白永秀.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J] .经济学家，2010（7）：86-88．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村经济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9-2010）》[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8．

　　[7] 高帆.如何理性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J] .新华文摘，2010（22）：50-53．

　　[8] 刘瑞明，白永秀.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经济学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07（5）：19-31．

　　[9]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M]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9．

　　[10] 简新华，李延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困难和途径[J].学术月刊，2010（8）：69-75．

　　[11] 白永秀、吴丰华.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人文关怀及其设想[J].改革，2010（7）：111-115．

　　[13] 潘文卿.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收敛[J].中国社会科学，2010（1）：72-84．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