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纯粹粹”的美学大家刘纲纪

　　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于2019年12月1日驾鹤西去，令后学们痛惜不已。近期，笔者还在推介一本《李泽厚刘纲纪通信合集（1979—1999）》书稿给各家心仪的出版社，但是皆因其中旁涉对各类当代人物的品评而未果。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十四五年前在李泽厚先生家里，看到李刘亲笔通信里谈及《中国美学史》的续写：刘纲纪精细耕耘而草拟而成的“唐代美学撰写大纲”也写在信里，用以征求意见与相互探讨，而李泽厚在回信里，高屋建瓴地设想唐宋佛教美学侧重点为“唐代华严，宋代禅宗”。不曾想，书还未有着落，刘先生就匆匆走了！

　　不知曾有多少学人和读者，从1984年始出版的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两卷三本《中国美学史》里汲取中国美学智慧的滋养，它的影响可谓远远超出了美学本身，并在上世纪80年代以强音形式加入了“美的启蒙”的交响乐之中。这套书也推动了当时社会上大兴的“美学热”，虽只完成了先秦卷和魏晋南北朝卷，却因其原创特质与范本价值，堪称中国美学“思想史写法”的代表性大作。这本书的原型与雏形应为李泽厚主导的“中国美学史”写作组的初步工作成果，后来李刘合作试图来完成之。几次去刘纲纪先生家拜访，他不仅谈到要努力完成七卷本的《中国美学史》（且每卷多达20万字）的写作规划，而且，后来还说要应出版社之邀再撰写凝缩为单卷本的《中国美学史》。遗憾的是，没有再能谋面追问，不知刘纲纪一辈子念兹在兹的这些成果最终完成否？最为遗憾的，当然是我们这些翘首以盼的读者们，竟然30多年了，还在等待这一套全本《中国美学史》终能问世，弥补断代史未能续完的缺憾，从而为中国学界留下更浓墨重彩的篇章。

　　李泽厚先生悼刘纲纪先生的挽联——“忆当年合作音容宛在；虽今朝分手友谊长存”，寥寥几字，书写出两位先生长期的学术友谊与后期的分道而行。曾和而不同的他们，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这大家都有目共睹。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规划由王朝闻先生任主编的《美学概论》教材，李泽厚与刘纲纪等美学工作者们陆续调入写作组，根据李泽厚的回忆，当时主编“开始依靠周来祥，后来依靠我，再后来就是依靠刘纲纪”，足见这两位在美学写作组当中的重要地位，上世纪80年代刘纲纪与曹景元还参与了修改统稿。这本于1964年就写出了40万字讨论稿的《美学概论》，代表了上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美学的基本观点与叙述方式，并曾深刻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美学界。

　　除了中国美学史上众所周知的建树，还有对中国绘画和《周易》美学的深入研究，沿着美学概论之路，刘纲纪可以被视为实践美学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与代表人物，他在始终不断地推进自己的美学思想，终于形成了“实践——创造——自由——自由的感性表现——广义的美——艺术”的完整美学体系。然而，这种成熟的美学形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最初， 刘纲纪倾向于从马克思的“自由观”直接入手来解决美的问题，更多将美看作是“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所谓美，就是在超出了‘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的领域中，人的个性、才能自由发展的种种感性具体的表现。” 刘纲纪曾区分了三种美学意义上的自由，这些“自由属性”都是为“美”所本然拥有的。第一种是对物质生活的超出，第二种则表现为人的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第三种则是与人类生活相依存的社会性相连，只有具备了这些“自由属性”才能成就美本身。刘纲纪进而认定，美的根源实际上来自“实践创造”，而“实践创造”的最高境界乃是自由，而真正的自由无疑就是对必然性的掌握。由此出发，更具体的规定就在于“美是人的自由表现（也就是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统一的表现）”，这是人在实践中掌握了必然，实际改造和支配外部世界的结果。

　　在对中国化的实践美学的推进上，刘纲纪的关注点并不只在于实践产生了美，更在于实践如何产生了美，他使用了“自由”和“创造”作为“美”的最基本的规定。但越到晚期，他越倾向于认定，当自由表现为“感性活动”时才成为美，广义的美应该是“自由的感性的表现”，在自由的前面，刘纲纪又附加上了“感性”的进一步规定。按照这种观点，“美是人在他的生活的实践、创造中取得的自由的感性具体表现”，更具体观之，“美作为人的自由的表现是感性具体的，因此美不能脱离感性物质的形式，这是分析美的本质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由于美的形式是人的自由的感性表现，因此美的形式是一种能够体现人的情感、愿望、理想的形式……一切美的形式，既是感性物质的形式，同时也是渗透着和人的自由的现实相关的某种精神的意义或情调。所以，美的形式既是直接诉之于感觉的，同时又是超感觉的。与此同时 ，从中国古典美学基础出发，刘纲纪又将这种“自由的境界”视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广义的“道”之境界，从而赋予了他的美学观以中西合璧式的理解和阐发。

　　刘纲纪一生坚守实践观念，最终在哲学之境上走向了一种实践本体论，并确证了“人的本体与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的本体当然就是由人类的实践产生和决定的，因此从主体方面而言，“人的本体就是人发挥他的实践的和精神的主体性去改造世界的产物。这也就是说，人的本体不是什么同人的生活实践创造无关的、凌驾于人的生活的实践创造神秘的存在。它存在于人的生活的实践创造之中，它就是这种创造的产物”，恰恰因为这种创造是无止境的，所以人的本质存在和发展也是无止境的。由此，刘纲纪区分出与人的存在相连的“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就是在人类之前与之外存在的“自然界”；第二个世界是在自然基础上人通过实践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第三个世界则是以前两个世界为基础的人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又以“物态化的符号形式”表现出来。世界成为人的对象，既决定于人在实际上改造世界的程度和方式，也决定于在此基础上的主体各种能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始终都不能脱离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实践活动。

　　由这种实践本体论出发，刘纲纪提出了对真、善、美的独特理解。实践的活动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时方有“真”。这种客观规律对人的规定，就是《老子》所谓“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由此人才产生了“真”的意识。然而，对真的把握并不是目的本身，最终还是为了人的发展的，即人的本体的现实的生成与丰富。从实践及其结果是否符合目的的意识当中，产生了人的“善”的意识，因为提升到了伦理道德的“善”，才是人的本体的社会性的集中强烈的体现。按照刘纲纪的洞见，与真的合规律性与善的合目的性不同，“美”不仅包含了真与善，但又超越了真与善。只有在美当中，真与善才是“同现实的、感性的、个体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直接地统一起来了”，这是由于，直接和个体的感性存在相连的“美”，深刻地触及了人的本体的存在。

　　总而言之，刘纲纪先生一辈子，就是这样一位纯纯粹粹的古典派美学家。他自从笃信实践论之后就从未改变过立场，最终走向了实践本体论，完成了自己的学术人生，执着坚守而非一味原创。借这篇文字，深切缅怀这位可敬、可爱、可叹的美学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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