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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杂碎”:在美国的舌尖上(组图)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里,“杂碎”无疑是一个骂人的词汇。几年前,我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学,第一次在中餐馆看到写着“杂碎”(chop suey)的菜单,就以为是翻译制造的恶作剧。等到端上来,发现不过是用鸡肉、豌豆、粉丝和白菜混在一起的“一锅烩”。回来问了朋友,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这种“杂碎”竟然是美国人眼中的“中餐标配”,传说是由李鸿章访问纽约时发明的。听闻后不由得哑然失笑:在不同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双方都难免误读与想象。

  显然,日理万机的李鸿章是没有时间去研制菜品的,和左宗棠鸡、签语饼一样,杂碎是许许多多华人移民在美国土地上的发明。那么,这些饮食是如何被创造出来,又如何被美国人接受的呢?带着这两个疑惑,我翻开了美国饮食文化学者安德鲁科伊的《来份杂碎:中餐在美国的文化史》。这是一部研究美国人如何理解、接受中餐的著作,描绘了从鸦片战争一直到北京奥运会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以“杂碎”为代表的中餐逐渐从边缘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历史。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美国人开始成规模地接触中餐。当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后,心怀鬼胎的政客、傲慢的传教士、野心勃勃的商人纷纷登上中国的领土。在他们充满偏见的眼里,中国人是一群吃狗、猫、老鼠的怪人,中餐则是一堆难以弄清原料的混杂物,即便是被国人视为珍馐的燕窝鱼翅,他们也敬而远之。19世纪60年代,随着大量华人劳工和淘金者的涌入,粤式中餐被引介进美国,并迅速在旧金山等地扎下根来。但当时的美国人还是对中餐保持了高度的戒备,有一些异想天开的美国人尝试着在中餐馆宴客,结果遭到了受邀者的。20世纪以来,中餐以低廉的价格、新奇的食物和异国情调的氛围博得了美国人的好感,逐渐流行开来,甚至一度掀起了风靡全美的“杂碎热”。

  当然,科伊并没有就饮食而论饮食,而是把中餐放置到了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框架中加以论述。在描写饮食的同时,作者勾勒了中美关系的变迁,这些宏大的社会背景深刻地影响了中餐在美国的传播。中美两国开始打交道时,古老的天朝正在走下坡路,美国则处于上升期。在你强我弱的权力格局下,中餐必然被美国人视为一种低档菜系,且被指责为“油腻”和“来路不明”。而在19世纪后期,美国兴起,颁布了《排华法案》。一方面,这造成了中餐在相对保守的西部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一些饱受种族歧视的华人辗转到纽约定居,带动了中餐在美国大都市的流行。如今,中餐在美国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有些时候,它甚至成为重要的象征、连接中美关系的纽带——尼克松访华时,就特意用吃北京烤鸭来传达对中国的善意。

  在娓娓道来的诉说中,作者串联起了《望厦条约》的签订、华工赴美、排华主义、援华抗战、中美关系正常化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说,这既是一部美国人对中餐的接受史,也是一部美国对中国的接受史。

  科伊把微观的饮食和风云变幻的中美关系联系在了一起,但并不是作者唯一考量的因素,书中的中餐传播史也没有沦为对中美关系史的简单图解。在作者笔下,诸多的社会文化因素在中餐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两国人在餐桌礼仪上的碰撞。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实行共餐制,并不忌讳用筷子给别人夹菜;而美国人则习惯分餐。在开篇不久,科伊用非常冷幽默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场景:在签订《望厦条约》时,清政府派出重臣耆英与美国人周旋,为了显示“良好的交际涵养”,耆英在宴席上显得有些热心过头,亲自用自己的筷子夹菜喂给在座的美国人吃。但在美国人的眼里,这些中国人的吃相并不太好,那一口黄灿灿的牙齿也让人倒胃口。他们不得不尽力掩藏自身的厌恶,勉强把这些菜咽下去,为了报复,他们恶作剧式地也往清朝人的嘴里塞食物。耆英的举动符合中国人的礼节,却侵犯了美国人的进餐习惯。在两国早期的接触中,喂食和布菜的传统一度成为美国人接受中餐的重要阻碍,也加深了美国对旧中国“肮脏”与“不卫生”的刻板印象。

  再比如,作者敏锐地关注到,美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在中餐的传播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是一个多族裔的国家,各种移民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文化的大熔炉。到上个世纪初,纽约的中餐馆就以价格低廉,获得了犹太人、黑人的喜好,也成了酒鬼和流浪汉常常光顾的地方。当时的“波希米亚运动”也从中推波助澜。在反传统的波希米亚族看来,和那些堂皇但沉闷的西餐馆相比,售卖杂碎的中餐馆的氛围要轻松得多,既没有上流社会的虚伪与客套,也没有繁文缛节的餐桌礼仪。在做工粗糙但极富异域风情的红灯笼下,人们可以纵情歌唱,放声大笑。在这里,中餐成为了文化先锋们抵抗中产阶级趣味的途径。正是在多元的社会形态中,中餐才能如鱼得水,从唐人街扩张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经久不衰。看看近年来风行世界的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也不难发现,美国人、印度人、犹太人,科学家、怪咖宅男、怀揣演艺梦的打工女……他们打破了种族和阶级的隔阂,共同享用着中餐。

  不过,科伊这本书并非十全十美。须知,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都是双向的,中餐的西传也不例外,它既需要美国人的理解与接受,更离不开华人移民的创造与推广。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人是接受的主体,华人则是传播的主体。优秀的研究应该把两个主体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让它们平等地对话。但这本书却一味停留在以美国为本位的视角上,聚焦于美国人是如何接受中餐的,书里列举了大量美国人的所想所做;缺乏对华人作为传播主体的关注。华人移民本应是一个鲜活的群体,但作者对他们言论与行动的关注实在太薄弱了。

  也就是说,华人与中餐都被对象化、客体化了。在书中,“华人”似乎是一批同质化的、面目模糊的人群,他们很难表达自身的真实想法,他们的形象只存在于美国人的描述中。此外,移民的地域差异、代际差异,以及中国饮食的地方性与多样化必然会促成中餐的多元传播,但书中也是付之阙如。由于对华人主体性的重视不够,华人让中餐融入美国社会的各种努力也被作者忽视了。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华人是如何改良杂碎的?又是如何营造“中国式的”餐厅氛围的?哪些华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本值得大书特书的细节,却被作者一笔带过。

  最后,回到我在开头提出的两个疑问。我们发现,这本书是有遗憾的,它只回答了以“杂碎”为代表的中餐是如何被美国人接受的,却没有回答这些饮食是如何被在美华人创造出来的。在“吃”与“被吃”的饮食背后,华人移民被剥夺了自我表述的权利,沦为了失语、沉默的他者。写到这里,我甚至开始猜想,中国菜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杂碎成为它在美国的代表?是不是因为“杂碎”这一意象在无形中隐喻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形象呢——在美味的背后,透着廉价、杂糅与怪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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