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数彦波

　　60岁的耿彦波，1月15日被批准辞去太原市市长职务；山西省委同时免去他在太原担任的党政职位。

　　作为场颇受关注的“明星官员”，他的动向一直为人所关注。按照非官方的习惯说法，耿彦波的最新变动可称作“软着陆”，全身而退过渡到离任阶段。

　　目前来看，这位被称为电视剧中达康原型的争议市长，相比过去经常被拿来比较的仇和，官场生涯有了截然不同的句号。

　　耿彦波是一个浑身被贴满标签的中国市长，比如“耿拆拆”、“耿指倒”等。这些标签都与他力推的造城运动有关。

　　1995年开始，耿彦波在灵石县长、榆次市市长、大同市市长、太原市市长任上，集中权力展开的主要就是一件事：用推土机和铺路石造就新城。

　　从耿彦波获得的风评看，他与另外的个性官员仇和等十分相似。后者在苏北沭阳掀起造城运动，而后步入宿迁市继续宏伟梦想，接下来南下昆明，更是将拆迁与造城的规模以几何级数扩大。最终，仇和因贪腐问题倒下，他指挥的推土机随即戛然而止。

　　仇和的经历表明，盲目赞美一位镁光灯下活跃的官员是有风险的。耿彦波离任太原市长，中不乏溢美之词，甚或充斥着一种不无遗憾的可惜之情。如果是他主政城市下的受益者还可以理解，如果是出于对个性官员标签的追捧，实无太大必要。无论怎样的个性官员，远观者对他的了解都有误区，不冷静的赞誉都有风险。

　　耿彦波的升迁路径集中在山西，稳打稳扎，关键职位上平均都有五六年任期，他既不是仇和那样空降到异地陌生官场，也不是火箭式升迁，而是深耕本乡本土官场。对耿彦波的社会评价最为极化是在2013年左右，他何以在波涛诡谲中岿然不动引得各种猜测。

　　等到耿彦波安然无恙地辞职退下，这种猜测依旧存在，但烈度明显降低，而且在调性上从夹杂着不忿的追问变成了八卦花边的调侃。因他而失去老宅的大同、太原市民或许都有了不一样的谋生法，那些直言批评他的人也从场中消散，斗转星移，围城内外都变了。

　　耿彦波与仇和都是那种不苟言笑的能臣干吏，板着脸，极少有公开的笑容，但耿彦波有一个好习惯，即使在遭受恶评时，依旧选择在媒体上发声。这种习惯或许来自于这个级别官员对权势的精明掌握。那就是在推行动辄影响几十万人的拆迁造城计划时，守势与攻心一样重要。

　　耿彦波、仇和这一辈的能臣干吏所守的势，就是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体制内的旧城改造策略。通过一拆一建，既能在GDP上看见成就，也可以在城市面貌上焕然一新。这种崭新的政绩观与城市命脉紧紧相依，耿彦波他们抓住体制内的机遇，大胆实施被整个体制默认的发展模型。

　　在争取体制内支持时，耿彦波所做的另一个工作是加大媒体攻势。因为强烈的拆迁举动，必定触动广泛的市民利益。耿彦波在灵石被拆迁户送过3个花圈，这些都促使耿彦波不能中断媒体发声，反复阐述造城理念，宽慰社会人心。耿彦波守势守得好，攻心也屡有斩获。

　　2013年耿彦波从大同市长任上升迁为省会城市代市长，出现过千名市民下跪、“万人签名”挽留的大新闻。这是一个包含了复杂况味的场面，一方面是这种当代社会场景复活了古时“万民伞留清官”的景象，另一方面是耿彦波在大同留下的百亿元造城债务。

　　耿彦波的仕途集中在大同和太原两地。两下比较，从推进他规划理想的环境而言，无疑大同有着更大的空间：第一它不是省会城市，没有省市两级之间共处同个地理空间的复杂性；第二，一清二白的大同为耿彦波提供了更广阔的造城条件。

　　在纪录片导演周浩的作品《大同》中，有两个典型的画面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耿彦波在大同时的铁腕手段，其雷厉风行达到冲破官场规范的强大声势。手下官员对推进强拆进度有难色，他骂道：“你赶快写辞职报告”；他怼包工头：“大同的事业都毁在你手上了”。

　　从2008年2月任大同代市长，到2013年2月去太原任职，耿彦波在大同的五年时间里，收获了体制内最充分的赞誉，同时收获了非常大的争议。但在程序上，耿彦波拥有一切可以使用的权力工具，这种不受约束的状态，中国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观影《大同》后，“看到头皮发麻”。

　　如果追溯耿彦波造城的“心路历程”，在大同之前，他于灵石县投入5000万改建王家大院，通过驱逐在住的居民，用县里一半的财力打造出一个体现晋商文化的堡垒式盆景。王家大院的成功实验，奠定了耿彦波从拆迁、建造到推广一揽子经验，在榆次市任上再次丰满历练。

　　现在，耿彦波建设“文化大同”的设想已经实现，至少在建筑布局上是完成了封闭式古城墙的再造。按照他“办多大事借多少债”的激进做法，耿彦波拆掉了1千万平米，新增了2千万平米，在大地上实现了他“梦回明朝”的想象，“古”大同硬生生被他“劈”了出来。

　　耿彦波推行他理想大同计划时，全中国的城市都在搞类似的造城运动。作为这一官方主导运动的“副产品”，“钉子户”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同于社会对钉子户的同情立场，耿彦波早早就树立了严厉对待钉子户的观点。耿彦波自认为造城被“妖魔化”，但他同时也污名化钉子户。

　　2007年，在支持重庆钉子户的报道中，南方都市报刊发的社论标题就是《钉子户，挺住！》。在大同，耿彦波则采取了预定标准、强力谈判、强力解决的钉子户解决方案，而后被其他地区纷纷仿效。这种看法贯穿了耿彦波仕途，他在2013年说，“对钉子户迁就是对多数人不公平”。

　　耿彦波离任大同市长时，他的造城理想并未全部落实，而继任市长表现出与他并不一致的行政作风。那些据说是下跪、联署挽留他的人中，也有人说是包工头和经销商，害怕耿彦波一走，拿不到余款所以跪求别离开。直到今天，耿彦波在大同的声誉，都是毁誉参半。

　　在中，对干事官员的评价都是“个性官员”，因为他们往往以突出的才干强硬推动政策设计。媒体往往也很喜欢这类官员，因为他们可以像耿彦波那样，带来更多新闻冲突，可读性很强。但到了今天，个性官员越来越少见，个性官员及其社会生态也经历各种消退。

　　实际上，我们要承认的是，更多的人对官场传奇并不感兴趣，对于耿彦波、陈行甲这样的另类官员都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在体制内部，耿彦波这样的越来越沉默，声誉隆盛如耿者，也只不过在退场时引起一点波澜。人们只是漫不经心地想象着“达康”。

　　耿彦波从太原任上离开，他将来会怎样，其实是很能引起一点好奇与揣测的。因为有仇和的样板在前，人们对耿彦波生命的前途，更是抱着一份想要“剧透”的看戏心态。很可惜，耿彦波何以度过23年的为官造城期，他能不能波澜不惊地享受余下生活，我们都不清楚。

　　山西经历过塌方式窝案，卷入过山西煤老板和权势人物的各种故事，早已是人尽皆知。耿彦波在太原五年经历过三任市委，铁打的市长、流水的，期间稳坐与变换的奥妙也引人入胜。庙堂看江湖隔层纸，江湖望庙堂隔座山，对耿彦波的过度想象大概不必。

　　（2016年6月19日，太原市长耿彦波身披雨衣站在城市积水严重路段现场调研抢险排水工作。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需要检讨的一个看法是，不要过度地抬高对一名所谓“个性官员”的期待。耿彦波不是仇和，他在山西任上辗转、始终能够推行造城计划，兴许是各种偶然因素的综合效应。个性官员是各种巧合的产物，即使耿彦波退了，这类官员没有了，也不必遗憾。

　　耿彦波的从政遗产，指向各个层面。他这二十多年来大刀阔斧式的拆建，影响了包括省城太原在内的百万人的工作、生活及生存走向。耿彦波即使时常以沾着泥的鞋子奔走在工地，也仍然是在庙堂之上以权力影响着市民、社区和江湖，这些政策后果都有待更细致的评说。

　　耿彦波在大同的作为，无论是“名城复兴”，还是产业升级换代，都为中国煤都的转型争取了一点时间。他在太原复制那套娴熟的施政思路，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旧城改造，也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批评者指责的不尊重程序和公义，也需要在时间长河里对比着看。

　　耿彦波为官生涯，就是不断造城的过程，而他本人也在体制的“城里”。在他身上，以及受其政策扰动的城市及社会里，形成了实体的古城与抽象意义上的“城”。现如今，耿彦波退下，在某种意义上走出了体制之城，而十万、百万计的人仍生活在其政策持续释放的“城”中。

　　长久以来，对耿彦波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淆在一起，很难区分，也难以贸然判定。现在可以给耿彦波的评价：他是中国城市化狂飙突进潮流中显眼的明星官员，他也曾是在复杂中国里，对不同体量的城市做出改造实验的激进当权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