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八大问题

　　从全球的情况看，这次疫情冲击下的经济衰退是二战后最深的一次，2020年增速为负3.3%。比较而言，发达国家受冲击更大一点，增速是负4.7%；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负2.2%。疫情导致经济进入衰退后，世界各国几乎都迅速推出了救市政策。各国政府为救市大概共推出了为数18万亿美元的扩张计划。除了扩大政府支出以外，财政政策还包括减税降费等其他方面的财政救市措施。货币政策也是如此。疫情暴发后，去年全球大大小小的央行降息总共200余次，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欧洲、日本这些主要经济体。其三大央行在坚定维持超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强化了已有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并且形成了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其中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去年8月份，美联储宣布把政策目标调整为“寻求2%的平均通胀长期目标”，所加的“长期”这个定语，一词之差却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区别。现在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大致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

　　最近一段时期，货币政策工具箱中被使用的工具均为“非常规”政策工具，具体讲包括五类：一是量化宽松；二是控制收益率曲线；三是负利率或零利率；四是大银行定向放款（这主要是指欧央行对大的商业银行提供1.5万亿欧元利息为负1%的定向放款）；五是“直升机撒钱”，亦即政府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派发现金。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否需要回归常态、何时回归常态以及回归常态的速度等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宏观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今天主要经济体央行所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基本上都是教科书没有提到的。国外有学者提出，教科书或宏观经济学恐怕要重新写了。

　　今年3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美联储、欧央行、加拿大央行、日本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作了一个评估，评估的焦点在于，央行如何应对持久性的低均衡利率带来的挑战。所提的基本问题：一是目前灵活的通胀目标设定战略，在实现它的整个宏观目标时发挥了作用吗？二是现行的政策工具组合是否足够应对高通胀和实现潜在的产出目标？IMF所做的这个评估结果还是比较积极的，认为发达经济体央行新的政策框架整体上使得复苏加快。当然，由于目前的政策框架是全新的，故需要不断地调适以提高它的有效性。从3月份到现在的数据表明，尽管步调不一致，但发达经济体复苏趋势还在继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住了通胀预期。

　　关于美联储政策以及新的政策框架，这里主要谈两点批评。美联储原来的政策依据是比较清晰的、可预期的泰勒规则，今天它被主观的、可调整的新规则取代。现在美联储对灵活的通胀目标的时间期限只说了“长期”，但既没有说具体多长时间，也没有说高到什么时候就一定会调整，因而增加了不透明性，不确定性。这是第一个批评。第二个批评是，美联储在大规模购债的同时努力维持低利率以使债务成本降低。这两个目标要同时实现的话，美联储就会长期地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绑定在一起了。从长期看，货币当局的政策功能会受到基础性损害。

　　关于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势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巨大数量的流动性涌入经济，再伴以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常识它们都会导致价格上涨。但持相反观点者指出，流动性是多了，但流通速度放慢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发达经济体央行限购实施了数量宽松政策，当时相当多的人认为随之而来的一定是通货膨胀。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10年的通货紧缩。

　　总体来说，短期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有的，而且压力还有进一步加大的可能，但中长期看发达经济体的价格仍处在中低水平稳定通道。根据彭博社数据，截至到上个月世界名义利率为负的债券有12万亿美元，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20%。虽说比去年底的规模减少了6万亿美元，表明市场预期出现一定的变化，但仍然占全球可投资债券的20%。人们愿意持有负利率负债券而且规模达12万亿美元，多少意味着持有者对未来抱有通货紧缩的预期。发达经济体内需求疲软也是物价难以大幅快速上涨的抑制因素之一。关键的一点是，美联储工具箱里抑制通胀的工具要远胜于对付通缩的工具。它可以缩减或停止购债，也可以“缩表”，即减持资产，还可以直接升息。

　　短期看，影响美元走势的直接因素是美国货币政策回归调整的幅度与速度。其他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调整和复苏态势也会影响到其货币与美元的比价。最近IMF公布的对149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或许能够说明点问题：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12.7万亿美元，其中以美元计的世界外汇储备资产比例连续5年下降，跌至59%，创下25年来最低。中国2020年底持有美国国债1.07万亿美元，比7年前最高水平几乎减少了20%；俄罗斯2020年9月美元资产储备占20%，而2017年占50%。中长期来看，哈佛大学教授罗格夫最近写的几篇文章都直接间接地谈到美元的国际地位，其中特别说到今天的美元与其他关键货币之间的关系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美元和黄金的关系，即我们都知道的“特里芬难题”。最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崩溃了。今天的情况，一是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二是美国政府债务占全球GDP在持续上升。在罗格夫看来，这两个事情最终归结为一点就是美元币值的相对稳定不可持续。我把它称之为“罗格夫难题”。

　　全球供应链最近讨论得比较多，其中涉及“脱钩”，而脱钩又和地缘紧密联系在一起。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去年8月份发布的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比如说在180种全球主要贸易品中，70%的生产集中在一个国家——中国。如此之高的集中度在有些人眼里就意味着高依赖度，涉及“”，事关大国博弈，故一些国家陆续出台了或计划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自给率或本土化率的政策，鼓励制造业回流或使供应链多元化或更具有韧性。这次疫情冲击更是让企业意识到，彻底重新评估供应链、缩短供应链、投资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可能是有利可图的。基于此，这份报告估计，全球企业可能在未来5年内将其全球产品的1/4转移到新的国家，其中超过一半的制药和服装生产会转移到新的国家，受影响的商品总价在2.9—4.6万亿美元之间，约为2018年全球商品出口的16%—26%。如果说供应链调整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至少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说明某些巨型发达经济体的目标并未实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一直会如此。

　　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导致的一个可能结果是，为了寻求尽可能高的回报率，许多投资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购买大量风险资产。国际清算银行去年底的基本判断是，

　　尽管实体经济复苏和宽松货币政策将对资产价格形成一定支持，但风险资产价格同经济前景和信贷质量恶化相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复苏乏力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并行，意味着全球资本市场在未来一年多出现巨幅波动不是小概率事件。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势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并由此激起负向反馈。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不仅给金融稳定带来长期风险，也对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有害影响。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多尔论证，房地产价格上涨放松了房地产所有者面临的资金约束从而鼓励他们扩大生产，其后果是资本和劳动流向了低效率的企业，进而迟滞工业生产率乃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障碍不可低估。现在世贸组织改革面临的问题还是比较多，改革与完善仍处于僵持中，下半年美欧日进一步协调立场后，有可能联合其伙伴国大力推动，不排除美国新政府组建联盟进一步孤立中国的可能，措施包括限制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合法权益，甚至将我国排除在世贸组织改革进程之外。如果世贸组织改革失败，则经合组织有可能取而代之处理贸易问题，甚至成为“志同道合”者建立平行体系的抓手。区域合作的好消息来自越来越多的国家议会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会。中日两国立法机构的认可，可以说标志着RCEP真正走上轨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RCEP将使全球收入每年增加1860亿美元，为成员国经济增长贡献0.2个百分点。

　　总的看法是，去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降了30%多，不少机构都预测今年会大幅反弹，将上涨40%多。目前，现在的价格涨幅大致符合预期，当然不同品种的商品涨幅会有所不同，进口国和出口国的损益情况也大相径庭。可能性比较大的走势是，下半年大宗商品会随着经济复苏的速率放缓而在波动中下行。

　　关于走势，大概率是2021年世界经济会在坎坷中实现明显且不均衡的复苏，而这又与能否全面控制住第二波疫情直接相关。下半年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或疫情演化为普通流感应该有七成以上把握。从历史上看，重大传染病持续期大多为2年左右。IMF预测2021年全球增长6.5%，2022年4.2%，真心希望IMF的预测准确无误。我们的分析是把今年全球增速从年初估计的4.5%上调至6%左右。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党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发展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这样就能很好地衔接起“共同”和“富裕”的关系。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使得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增长机制和分配机制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符合中国从贫穷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逻辑。实现共同富裕要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上不封顶，二是要保底，三是要扩中。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每个人都能如愿地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生活和追求幸福。

　　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深刻、准确地理解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丰富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要准确认识和适应全球发展演变的基本趋势和特征变化，站在历史正确一边，顺应历史进程谋求战略创新，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可靠安全保障。

　　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全方位、全过程地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让每个人的能力、人的丰富性得到全面提升。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